通商大臣这个职务,之前是薛涣的。薛涣是何桂清一派,与王有龄一起极力保全何桂清,最后被曾国藩弹劾,丢掉了江苏巡抚。但是薛涣本身没有什么罪过,为了安抚他,让他以头品顶戴充当通商大臣,现在也被排挤走了,去了北京总理衙门行走。
薛涣倒台,薛涣的根系也在上海被李鸿章连根拔起。上海道台兼江苏布政使吴煦被李鸿章借洋人闹饷一案挤走,最后不但丢了官,还赔了银子。
这个职位就被李鸿章拿出来拉拢刘勇强,他早已得知刘勇强在福州郁郁不得志,认为此时是拉拢他的好机会。至于刘勇强在山里练兵这样的事情,他根本不当回事,只觉得刘勇强大概不太懂做官,犯了一点小忌讳。要说造反,没那个条件。
果然李鸿章觉得把刘勇强买过来了。
到了上海,才知道李鸿章的手段,以前吴煦掌控海关、厘捐局、粮储道等部门,李鸿章的军饷都是他付的,经常克扣,李鸿章要一次,给一点,拿捏着李鸿章。这才被李鸿章用吃空饷等清朝官员常干的事儿搞倒,如果他懂事一点,按时筹集军饷,李鸿章未必会搞他。
现在刘勇强上任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李鸿章筹措军饷。次要任务才是跟洋人沟通,通商大臣的职务,最早是五口通商大臣,现在归总理衙门总管,他在上海没有实权,只是负责维护好跟洋人的关系,不让洋人生事。
刘勇强上任后,先将之前的腐账,呆账,空账理出来,这些布政使衙门的账房清清楚楚,然后去跟李鸿章对账,之前的账他不认,之后的有漏洞他负责。
刘勇强不贪不占,上海的厘金每月三五十万两,足以应付李鸿章的军费。一两个月过去,两人配合密切。
李鸿章的苏州之战打的很艰难,一方面是苏州拥有大量洋枪洋炮,并不比李鸿章的武器差。另一方面,太平军跟湘军学会了挖掘战壕。在苏州城外挖了大量壕沟,大大规避了现代火力的杀伤。双方打起了一战时期的堑壕战,很难不胶着。
因为知道刘勇强懂军事,只要李鸿章不在前线的时候,就会来跟他讨论战况。
刘勇强知道李鸿章早晚能攻克苏州,并没有瞎提意见,也不希望李鸿章强攻,平白增添伤亡。
反问他一句:“打下苏州之后呢?”
李鸿章顿时悟了。打下苏州,要么北上平定江苏北部和安徽,要么会攻金陵,去跟曾国荃抢功。他打了个冷颤,曾国荃那个人可没有曾国藩好说话,在湘军军营中,所有人都对曾国藩言听计从,唯有这个弟弟不怎么听哥哥的话,还拿他没办法。
曾国荃攻下安庆之后,千里奔袭南京,直接在雨花台扎营。孤军冒进,曾国藩多次让他后退,他也不同意。反而让曾国藩只能被动的调集兵力,在外围帮他打援,全力支持他攻克南京。
可以说李鸿章进入江苏,左宗棠进入浙江,全都是围绕曾国荃夺取金陵的辅助攻势。但外围现在扫清了,曾国荃却没能攻下南京。反而陷入了几十万太平军的重重围困,全靠结硬寨死扛。
双方激烈攻防,死伤都很大,刚好出于特殊目的,李鸿章知道过早打下南京是祸不是福,立刻命令前线暂缓进攻,开始围困,他打算什么时候曾国荃打下南京,他在攻下苏州,这样曾国荃拿第一功,他拿第二功,皆大欢喜。
李鸿章现在兵强马壮,离开曾国藩之后,他扩充兵力很猛,短短两年间拥兵四万众,手下还有一支英国现役军官戈登指挥的洋枪队。英国人在这件事上极力配合,没有为戈登争取任何特权,没有试图通过洋枪队来跟清廷争夺军事控制权,似乎真的是真心实意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而就在英法联军进北京之前,吴询、薛涣等人筹备洋枪队,招募华尔这个美国冒险家担任军官时,英国舰队司令何伯还逮捕过华尔,担心影响英国的中立形象,要把华尔遣送回美国——大英帝国管的真多。
从北京回来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英法联军甚至在宁波接受了王有龄的求助,炮击过攻击宁波的太平军。
两个大国前后政治态度转变的如此剧烈,却仿佛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让刘勇强不解。
多方打听也没有线索,只能猜测是清政府给的太多了。协定关税制度,让洋人进口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所谓的值百抽五。同病相怜的西亚病夫,国中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跟英国签订的关税税率在2%-5%之间。而法国跟英国之间的税率,基本上都超过15%,欧洲其他国家关税保护更严重,甚至普遍超过30%。
因为胃口被喂饱了,所以转过头保护清政府,希望清政府尽快稳定下来,好做生意。
只能这么理解。
在上海期间,跟各路洋人主动交往。发现只有极少数洋人是正经人,包括开办各种洋行的商人,大多数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甚至欠了巨额债务来东方冒险还债的。只有少数专业技术人才,极少数上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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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阶层构成,让他们的注意力很集中,那就是赚钱,赚大钱,赚快钱。
刘勇强立刻就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一个能说各国语言,管理通商事务的大臣,怎么都值得结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