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杨士奇在过去,虽然也遇到过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儒,但是说实话,并没有谁能像姜星火这样轻松写意,镇定从容。
就仿佛破解这种困扰了学术界多年的难题,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一样。
要知道,从南宋开始,实学、心学和理学,对于心性论的争辩,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了。
而姜星火,也很快开始了他的回合。
“宋儒言道德,则必以‘仁义礼智信’为天理于人心之阐发,然人不过物质细胞,天地之性说,荒谬矣。”
“可依我看来,道德却未尝不存于人心,道德,即良知也。”
“性无不善,情亦皆真;赤子入井,皆有恻隐;乍见之时,验此不忍;率之谓道,人人共由。所谓良知,大抵如此,乃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能而学,不虑而知,无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幼,人人皆是如此。”
姜星火的观点,对于理学家里极端保守的那一拨来说,当然是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异端学说。
但只要没那么偏激,其实这种观点不难得到认同,而且高度符合姜星火的物质一元论。
人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基于天理而汇通人性的、超验的、预设的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及三纲五常等等),但人是有自发的道德心的,也就是良知。
因此,在姜星火的学说里,良知就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或者说良知就是以前的“天理”,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需要去遵守的道德规范。
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便是这个含义,良知在道德心上,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是圣人还是愚者,因此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自己都能做出正确判断。
基于这一点,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那么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改恶从善的能力。
姜星火缓缓道出他的观点,而这种圣人讲道一般的气质,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使得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一种说服力,就连旁听者,都能跟着陷入思考。
在这种环境下,杨士奇的自信和骄傲被击溃,他终于忍不住了。
“若是良知这般有用,不需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准则,怎么先贤们就没有认识到?若是光凭个人内心良知,一个人的良知有一个人的样子,怕是免不了最后变成心证狂禅。”
“嗯,伱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知道,跟改正,是两码事。
这世界上多的是“我知道错了,我就不改”的人。
而人们在道德选择上,都会面临着现实抉择,不是有良知就能造成好的结果,所以必须要让良知发挥作用,也就是“致良知”。
姜星火平静的说:“所以,才要有致良知的工夫。”
阳明心学大行于明中晚期,成为当时的显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核心要义,就在“致良知”三个字上,而王阳明回顾明代前中期的理学学术之失,提出的这个观点,正是切中当时士风之要害积弊,有涤荡学风、重树世风之期许,此时拿出来再好不过。
实际上,“良知”虽然是与生俱来的,能使人知善知恶,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指导人们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弃恶从善,但现实世界里,就是有很多人无法知善知恶,不能做出正确评价,不能改恶从善,“致良知”之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而作出的答案。
“致者何谓?其一,曰中介,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其二,曰实践,知良知与行良知之间,所差者不过实践,唯有实践,方能使人体察过度的物欲私利乃是使良知昏蔽的主要原因,继而时刻自省,时时保持吾心之良心,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性。”
“至于为何要致良知,便是因为,人乃物质所构成,良知虽是先天之知,却非是所有人自觉之知,因此,要通过致良知,把先天之知转化为自觉之知。”
实际上,在这里姜星火对致良知的含义,做了部分补充,“先天之知”其实就是“先验之知”换了个说法,也就是将德国古典哲学术语的“实践”概念与之融合,同时另辟蹊径,绕开了过去理学家们的老路。
这也是根据黑格尔对华夏心学的深刻分析所得出的,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良知”就是“先验之知”,也就是“对象自己规定自己,而不是从外面获得自己的谓词”,而黑格尔认为心学的“致良知”理论,作为“先验之知”,虽然有标准的方法论和实践手段,也就是通过谓词的各种限定,人们能够通过“致良知”一步步接近真理,但并不能完全认识这种“先验之知”。
姜星火继续说道:“先天之知,即是真理,真理是某一时空的同一个客观的世界在跨越时空的不同的主观的世界的同一认识,在客观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表现为反复出现与必然出现,而‘致良知’这个实践的过程,就是把先天之知的主观世界与某一时空的客观世界接轨的过程。”
换言之,姜星火把“实践”、“真理”这些近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与“致良知”结合了起来,完成了他的心性论。
而从此以后,姜星火左手是“细胞物质论”的本体论,右手是“致良知(或者说实践出真理)”的心性论,就完整地构筑出了自己的物质一元论的哲学大厦。
在此基础上,姜星火用实学进行社会建设,用科学培养工业革命所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