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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章 我打苏泽（第3页）

长长的一吻过后，吕秀宁捡起地上的水盆，直接从苏泽的帐中离去。

这是，自己被袭击了？

苏泽第一个想到的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松懈了，如果吕秀宁是刺客，那自己岂不是死得最窝囊的穿越者？

苟道还没大成，这可是随时可能嗝屁南北朝啊。

苏泽决定以后无论是见谁，都要带着苏备在身后。

日后还要召唤几个护卫性质的内侍和女官。

等等，女护卫，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吗？

还是南北朝好啊，没有经过宋明礼教的束缚，还有这样的胭脂马。

苏泽预感自己驯服这匹“胭脂马”，也就隔着一层膜了。

——

第二天，封述就从苏泽手里带走了自己的新手下。

这些日子封述都在完善他的《十科条》。

按照苏泽的建议，封述梳理罪名，就这些罪行分成“不赦重罪，重罪，轻罪”。

不赦重罪，顾名思义，就是遇到大赦也不能赦免的罪行，这是要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

重罪则是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可以酌情减免的。

最后就是轻罪了，所有的轻罪都不能重判，厘定轻罪的最高判刑标准，这就是最近封述在做的工作。

此外还有杜绝私刑，将从秦末到现在积累等各种残忍畸形的刑罚统一化。

苏泽认为，只有让百姓知道做什么事情是犯法的，才能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

犯了什么事情会受到什么惩罚，只有这样的标准建立起来，人们才不会犯罪。

封述更是觉得遇到了知音。

律学在秦代是显学，在汉初也有不少律学世家，他们专门钻研律法。

但是律学自董仲舒以后，就被儒家改造成了维持统治的工具。

儒生认为钻研律学，会让百姓争讼，从而败坏民间风气。

而儒学也在强调律法的不可测，用这种不可测来恐吓管理百姓。

正所谓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

”

比如当年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子产铸刑书，向百姓公布法律条文。

晋国的叔向致信予以谴责，信中说到：“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

”

也就是说百姓知道律法后，就知道官员只能根据律法来惩罚自己，那就会失去对上官的畏惧，从而产生专门利用法律来滋事的刁民。

这条精神贯穿于整个唐以后的律法精神中，在苏泽看来就是古典律法的糟粕。

封述的想法，更接近于“子产铸刑书”，通过让百姓知道法律中禁止什么，从而教化百姓不触犯法律。

封述又要帮着苏泽编纂科条，又要帮着苏泽处理梁州的案件，可以说是每天都忙的不可开交。

看着封述的成果，苏泽感慨幸亏现在还是南北朝。

现在还不是那个儒学独大的时代，反而是一个儒学式微的时代。

经过几百年乱世还活下来的儒生，基本上都是王猛、崔浩这样的实用主义者。

儒家甚至都要和佛教争夺意识形态高地，苏泽偷偷修律这种事，也没有人意识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