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两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也就是当地士族、豪族)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所谓丁税即人头税,其目的在于舍地税人,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
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
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
”
摘自《魏书之司马芝传》
本书中的司马芝,此时也正被苟哥下放到陈留郡某个县任县令。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奴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两汉极其狭窄的上升渠道。
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缺乏背景的普通人,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
很多穷困潦倒的人,甚至会自发“投充”,即卖身为奴。
与之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也就是士族、豪族),天然处于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发起,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
当然,这群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名为宾客,实是奴婢,“奴客”的称谓,名副其实。
综上所述,东汉之衰微,其根源有二,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察举制那巨大的弊端。
东汉末年的朝廷,只能眼睁睁看着,本来属于国家的民被收入士族、豪族之籍,反过头来,东汉朝廷渐渐被士族、豪族所取代,从而一分为三,最终成为三国。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孟子强调民为贵了。
大明之亡,实则与东汉之亡如出一辙。
士绅无需纳粮,则民转入士绅名下,朝廷民愈少,而士绅奴愈多,阶级矛盾愈发尖锐。
当阶级矛盾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
朝廷无税收难以养兵,士绅又不肯向朝廷伸出援手,最终大明走向灭亡便不足为奇。
最要命的是,历代王朝,往往重复这一历史循环。
所以,苟哥此刻,很快便想通了此点、并迅速释然。
因为苟哥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力避免陷入这种循环。
张裕见自己爱婿的俊脸之上,露出如释重负之神色,心中不由欣慰至极。
尽管张裕本人,也属于被自己爱婿改革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