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
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
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寄人篱下”以及为官的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当你的
上司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
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
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
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
“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
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
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
剪除枝叶,并捣老剿”。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
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
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
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
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
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
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
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
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
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
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
,就应先保浙复苏。
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
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
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
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
“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
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
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