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西方的中国通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十九世纪
五、六十年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但由于日本大约只用了几
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中国却用了二十
余年。因此到甲午****时,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实际上,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大
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再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了。魏源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较早的事。
近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他们的居世,他们所面临的外部
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不能一讲“和”就是“**”。所谓
“处世**”,当然包括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与外国人、比
中国强大得多的外国人打交道。
晚清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
外国人来解决。1**0年10月,恭亲王奕讠斤正式向咸丰帝提出
“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诉的
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
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们认为:“目前
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徐图自
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
外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
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对于奕
诉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巨室的处世
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
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
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
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
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诉也感
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
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
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
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
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一日四次严涂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攻
克安庆以后,曾国藩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攻坚战,兵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