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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 康熙王朝贸易盛景（第2页）

1692年，48使的康熙皇帝统治下的大清王朝一片繁荣。晋商以范永斗等为代表，积极开拓贸易路线，在商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除了晋商，浙商、徽商等也十分活跃。

浙商凭借着沿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连接。他们将江南的丝绸、瓷器等特产通过海上和陆路运往各地，又将海外的奇珍异宝引入国内。一艘中型商船可以装载数千匹丝绸和数万件瓷器，价值高达数十万两银子。

徽商则在茶叶、木材等领域表现出色。他们将徽州的优质茶叶运往全国各地，每车茶叶的价值在数千两银子左右。同时，他们还从山区收购优质木材，运往建筑需求旺盛的地区，每立方米木材的价格在几十两银子。

范永斗商队是晋商代表，主要在张家口及周边地区、江南、北方等地进行商业活动。他家在山西介休。

范永斗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他经营河东、长芦盐业，据记载，河东盐在当时是重要的物资，畅销各地。范永斗还垄断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市场，人参根据品质不同，价格在几百两到上千两银子不等。

他从事江南丝绸、茶叶与北方皮毛、药材的贸易。江南丝绸精美华贵，每匹丝绸价格在十两到五十两银子之间。

茶叶如龙井、碧螺春等品种，每斤茶叶价格在五两到二十两银子不等。北方优质皮毛每张价格在二十两到一百两银子之间。

他组织的商队规模庞大，运输的货物价值高昂。一艘中型商船可以装载数千匹丝绸和数万件瓷器，价值高达数十万两银子；每车茶叶价值数千两银子左右。

范永斗在清朝建立初期，因在清军入关前就与清廷建立了特殊关系，并在之后为清廷提供了诸多帮助，如在战争中输送军粮等，被封为“皇商”，取得了政治经济特权。他的家族生意也因此得到极大发展，垄断了一些重要行业的贸易，如盐业、人参等药材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

范永斗作为清朝的“皇商”，与官府关系密切。清朝建立后，顺治帝为表彰范永斗等八家商人对清朝建立的贡献，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封他们为“皇商”。

这八大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和黄云发。顺治帝亲自召见，尝赐朝服，将他们编入“御用皇商”行列。其中，范永斗最为有名，他祖辈都生长在张家口，世代经商，他和其他七家商人通过蒙古商路，源源不断地为后金提供各类物资。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且“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以及与官府的紧密合作，范永斗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若没有这种官方的支持，很难想象他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

范永斗的商业活动推动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他的商业成功也为后世晋商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先例和借鉴。

其家族的命运在后期也发生了变化。范永斗的孙子范毓在为朝廷转运军粮等事务中也做出了贡献，但随着时间推移，全国陷入“铜荒”，范氏家族的铜业生意受到很大影响。

日本限制铜的出口，使得范氏等铜商面临无铜可购的困境，而按照清廷规定，拿了钱却解不了铜要被追赔治罪。

虽然康熙曾让地方政府自行筹买铜，缓解了范氏的危机，但后来乾隆时期，范氏家族因购铜生意成本高、朝廷给价低，长期处于亏本状态，甚至到了要变卖家产填补亏空、借贷经营的地步。最终，范氏家族在艰难的处境中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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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中国的贸易呈现出繁荣多样的景象，海陆贸易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一举措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对中国的生丝、药材、铜钱等有较大需求，而中国的生丝及丝织品在日本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开海之后，江浙地区广泛参与到中日丝织品贸易中，使对日输出的丝织品更加多样、充足、优质，中国输入日本的生丝及丝织品的种类大大增加。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也逐渐兴起，欧洲人崇尚华丽的外观，紫砂艺人就尝试在紫砂壶上涂彩，于是加釉的紫砂壶开始出现并出口欧洲，像珐琅彩、粉彩等装饰的紫砂壶在欧洲市场受到欢迎。

众多港口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州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发展尤为突出。广州城外西南的怀远驿，是各国朝贡所停泊的客馆和港口，承担着重要的贡舶贸易功能。

而十三行则成为了中外商品交流的重要场所，行商们承担着代理政府向外国商人征税、代理外商销售货物、代理清朝政府和外商交涉事务等职能。

十三行街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外国商人在此建立商馆、码头，商船云集，“洋货如山纷杂处”，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商贸景象。

国内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四方流通联系紧密。

康熙年间的贸易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使得各种文化、技术等得以传播和融合。

康熙后期，由于担心西方殖民者渗透、传教问题以及人口和粮食流失等原因，对外开放的程度又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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