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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儒林外史与千叟晏（第1页）

吴敬梓（1701年-1754年），安徽全椒人，祖籍浙江温州。清代小说家。

吴敬梓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远祖吴聪是明永乐年间骁骑尉，封邑六合；高祖吴沛以博学闻名，诗书享誉东南；曾祖吴国对是探花出身，官至提督顺天学政，同辈中有四进士；祖父吴旦是进士出身，曾官至州同知。到父亲吴霖起这一辈，家道逐渐中落，仅官拜赣榆县教谕。作为家中独子，吴敬梓自幼被寄予厚望，父亲按辈分为其取乳名“学栻”，后又根据《诗经》“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之意，为其更名为“敬梓”。

吴敬梓在父亲的严格约束下，多读四书五经，常习八股文章。13岁丧母之后，个人志趣开始向习读杂书转移，为日后的小说词赋创作奠定了基础。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吴敬梓随父到江苏赣榆，在此期间积极研习八股文章与诗歌创作。约十六七岁时，他奉父命回到全椒与姑父陶钦李之女成婚，婚后曾留居岳父家继续学业。

吴敬梓在科场经历了诸多挫折。23岁入官学后，本想考取功名，但遭遇家族遗产争夺风波，父亲辞官病逝、妻子离世以及科场失意等一系列打击后，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雍正十一年（1733年），33岁的吴敬梓变卖祖产后，携家人迁往南京。此后，他虽结识了不少文人学者，但时常因离家、对功名失望以及一事无成感到苦闷和懊悔。此后他过起了类似纨绔子弟的生活，常年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并且出手阔绰地施财于人，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靠变卖祖产来维系生计。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众多诗词文赋，最着名的是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一以贯之的情节，而是由众多故事连缀而成。这些故事展现了普通士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书中人物众多，熙熙攘攘。

开篇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他出身田家，精通经史上的学问，却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交往。之后的故事中，有周进皓首穷经，穷困潦倒，在贡院受刺激过度而撞墙。

范进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后来中举后却喜极而疯。严监生是个花钱捐来的监生，临死前因灯中有两株灯草而不肯断气等情节。还有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贪官污吏、八股迷、假名士等，他们或唯利是图、自甘下流，或貌似君子、内心卑污，或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使他们思想僵化、灵魂扭曲，为了功名富贵不择手段。范进、周进等人为科举耗费了大半生，除了八股文之外一无所知，一旦考中便丑态百出。

书中对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灵魂的扭曲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严贡生强占他人财物、吹嘘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却被小厮揭穿其欺诈无赖的行径。

作者通过塑造一些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育德等，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些人物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或者乐善好施，以仁义为本，希望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改变社会。

它是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每个故事相对独立，通过精确的白描，生动地刻画了虚伪和贪婪。以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扭曲而又锋利的讽刺。

人物形象塑造以真实为最高原则，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进行描写，使人物性格丰富多样，处于流动发展状态，而非脸谱化。如匡超人从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逐渐变成一个忘恩负义、追名逐利的人。

《儒林外史》不仅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也为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和社会风貌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他还着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作品。

吴敬梓尊崇儒学，反对释道，主张施行礼治仁政，这在《儒林外史》和他转卖祖宅复修先贤祠等行为中有所体现。他追慕魏晋风度，效法魏晋六朝文士放达任诞、慎重交游、愤世嫉俗的思想情操，主张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称颂不慕权贵的隐逸人物、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

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受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因病未能成行，此后再也无意科场功名。晚年生活困顿，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

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客死扬州，卒年54岁，而后归葬南京。

《儒林外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儒林画卷，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挣扎。而千叟宴则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盛大宴会，它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寿老人，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对老人的敬重。这一宴，不仅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清朝的辉煌与繁荣。

千叟宴是清朝时期规模宏大的皇家宴会，从康熙到乾隆历经两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康熙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在其六十大寿之际，为了庆祝寿辰，同时展现对天下老人的敬重与关怀，彰显自己的仁德和对百姓的关爱，决定举办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召集了北京和直隶的汉族现任和退休官员、绅士及庶民中年龄65岁以上者共4240人，其中90岁以上者33人，80岁以上者538人，70岁以上者1823人，65岁以上者1846人。

宴会在畅春园举行，场面极为壮观。康熙皇帝亲自为老人们赐酒，还分赐食品，命皇子、皇孙、宗室子弟等为老人们执爵敬酒，以示敬重。老人们则向康熙皇帝祝寿，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此次千叟宴不仅体现了康熙皇帝的仁德，也展示了清朝在康熙统治下的繁荣昌盛。

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他对祖父康熙皇帝极为敬仰，效仿康熙举办千叟宴，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文治武功，庆祝自己的统治成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传承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凝聚人心，巩固统治。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75岁。乾清宫内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千叟宴在此举行。

为了此次宴会，宫廷进行了精心筹备。修缮宫门、增添大量炊具食具饮具，还增雇夫役。最初计划邀请2000人，后因实际报到人数众多，放宽了年龄界限。

当日，乾清宫内共列筵席八百桌。自宗室王贝勒以下，内外文武大臣官员、致仕大臣官员、受封文武官阶过60者约3000余人参加。既有皇亲国戚、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

75岁的乾隆帝身着盛装出席。亲赐饮酒。接着，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汇聚了各种珍馐美味，以彰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

乾隆帝对众人进行赏赐，包括诗刻、如意、寿杖、朝珠、缯绮、貂皮、文玩、银牌等。其中，乾隆皇帝和纪晓岚还为当时一位141岁的长寿老人郭钟岳作了一副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上联中“花甲”指60岁，“重开”即两个60岁，“三七”是21岁，60x2+7x3=141（岁）；下联“古稀”指70岁，“双庆”即两个70岁，“一度春秋”是1岁，70x2+1=141（岁），堪称绝对

在座的老人们当中不少饱学鸿儒，也当众吟诗联句，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被史官记录入史。

根据一些史料研究分析，这是一次耗资巨大的宴会。据保守估计每次千叟宴的花销都要几百万两银子。当时清政府的财税也就几千万两。

已成为太上皇，86岁的乾隆皇帝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办了乾隆皇帝的第二次千叟宴。在宁寿宫皇极殿举办。

参与人员年龄比第一次千叟宴提高，70岁以上才能参加。因为此时乾隆已成为太上皇，自身已是86岁高龄，与70岁的老人年龄差距相对较小，这样的调整使得参与人员的年龄层次与宴会主题更契合。

第一次千叟宴在乾清宫设宴，列席800多桌，参与人数达到3000多人；第二次千叟宴列名参席者3056人，列名邀赏者还有5000人，总计达到8000夺人，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千叟宴。

席位布置上，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一二品大臣在殿内，外国使臣在殿廊下，三品官员在丹陛甬路旁，四品以下官员在丹墀左右，拜唐阿、护军、马甲、兵、民、匠役等在宁寿门外，场面更为宏大、庄重。

这次千叟宴结束后，太上皇及皇帝还宫，管宴大臣分别颁发皇家赐予的诗刻、如意、寿杖、朝珠、缯练、貂皮、文玩、银牌等各不相同的赐物。并且赏给106岁的老民熊国沛、100岁老民邱成龙六品顶戴，赏90岁以上百岁以下老民兵丁等七品顶戴。

乾隆六十年将皇位禅让给儿子嘉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举办第二次千叟宴可以作为禅让大典的庆祝活动之一，还给老人祝付银两，从70岁到90岁以上，每长五岁为一个档次，分别各赏10两、15两、20两、25两、30两养老银牌一面，凭此信物可在其所在地衙门支取养老费用。

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的延续，不仅是一种皇家宴会的传承，更是清朝统治者展示仁德、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尊老敬老的美德，也成为了清朝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