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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人挪活树挪死（第1页）

一转眼，到报社上班的第三个年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一年里，王志远发现自己的身边有这样几个变化，报纸由小报变成了大报，广告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由当初办小报时的一百多万，迅速增长到四百多万。当然这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密不可分，但是，报社的领导班子制定的政策导向，也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这家报社，几乎没有人再提好好学习业务，争做名编辑、名记者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样档次的一张报纸，如果不靠行政命令，强制党政机关订阅，那连生存就都成了问题了。在这样的单位，从上到下，大家谈论的都是拉广告挣钱，大家每天翻开报纸，都是先从第四版看起，因为这个版面一般都是广告版。大家议论最多的是，谁谁谁又拉了一个专版，挣了多少提成。到了年底，大家心里都自己盘算一下，有哪些人今年挣了大钱了，除了工资奖金之外，人家又挣了多少万。比比自己，心里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

为了拉广告挣钱，各个关系广的记者、编辑和各个部门主任，都自发的把自己的出生地、老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自己用心经营的自留地，那里的广告，轻易不允许别人染指。如果谁不识抬举，到了别人的势力范围，硬要从虎口拔牙，打破这个平衡，那就会得到别人的报复和议论。为了挣钱，大家虽然表面上维持着平静，但下面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对这些东西，王志远冷眼旁观，时间长了，也看出来了些门道。三川是落后地区，真正的商业广告是有限的，报纸上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些可以打擦边球的单位形象广告。比如一个乡镇机关或者一个局委机关，按理说，财政上的预算是不会预留那么多的钱，让各个单位的头头脑脑，花钱在地区报纸上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伟大业绩的。但中国毕竟是中国，大小是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单位的一把手想干什么事情，自然有人为他想办法。单位的一把手为了出名，为了提拔，为了自己方方面面的利益，是愿意时不时的在地区报社上露露脸的。当然，这样的广告可做可不做，关键看人家一把手的心情。

为了加强广告部的力量，加大这种边缘地带的广告源的挖掘。报社一时间进了不少人，有正式调入的，有部门招聘的，出去也打着采访的名义，其实是出去拉广告。这样每天像走马灯一样，报社的各方人员，在各个区县、乡镇乱窜。一时间让下面到底也搞不清楚了，这个小小的《三川日报》，到底养了多少人。

假记者乱窜，拉广告的来了一茬又一茬，让下面的基层单位不胜其烦，无法应付，有的干脆回避不见，不管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一律来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弄的那一段时间，王志远回老家的县城，见了亲戚朋友，一提他在的这家报社，都是摇头叹气，露出不屑的表情，让王志远觉得，在这样单位工作，真丧失面子。

好端端的一个社会地位相当高的职业，新闻记者、编辑，仅仅是经过了两三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成了人人不屑的角色。为什么？王志远觉得，这和报社领导的决策有关系，太急功近利，眼睛里只会看到钱，没有把精力放到提高报纸的质量上。鼓励欣赏的也都是能给报社挣钱的人，对于业务上的骨干人才，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待遇上也没有给予特别的倾斜，导致编辑、记者的心思都在挣钱拉广告上，几乎没有几个人想着要读书充电，写出好文章，让广大读者喜欢这张本地报纸，每天不读睡不着觉。

作为一张报纸，最根本的，就是这张报纸在群众中的地位，有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阅读人群逐年下降，商家也会弃之而去。为了生存，只能是靠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靠拉广告生存。这样低三下四，没有尊严，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单位呆着，稍微有点志向的，有思考能力的，都为报社的前景担忧。

有关系的，有路子的人，开始纷纷调出报社了。有的去了地委机关，有的去了行署机关，还有的去了省城。走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都是业务上的骨干。他们或许都是有远见的人，看报社按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早晚会有过不下去的那一天。

王志远明知道自己的日子今后可能会越来越难过，但目前自己确实没有可以利用的关系和资源，只好走一步看一步，静观待变。

但突然有一天，张记者的举动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张记者和他一样，都是农村孩子出身，没有特别强硬的关系，和现任领导没有任何渊源。虽然他写了不少新闻稿件，是报社的“名记”，但在新的领导看来，他不会溜须拍马，性格孤僻，更不会拉广告挣钱，所以他的境况，也大不如前。

王志远观察，有一段时间，张记者都是喝的醉醺醺的，逢酒必醉，喝多了要么就趴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呼呼大睡，旁若无人。要么就和要好的几个朋友，大声喧哗，发泄心中久久压抑的苦闷。听说他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人家没接受，回头嫁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对报社的前途也感到悲观绝望，于是就醉生梦死起来。生活也没有规律了，胡子也不刮了，穿的也邋里邋遢，每天见人，也没什么笑容，脸上阴森森的，谁也不搭理。大家都背后笑他，是个怪人。

王志远偶尔和他打打扑克，交流交流最近看什么书，所以两人还有些来往。一天晚上，王志远发现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好像要出远门的样子。王志远就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出差去。

张记者轻描淡写地说：“母亲病了，我要陪她到外地治病。已经请了假。”王志远看他，手里拿了一把的钱，大约有几千元，就以为是真的。

哪知过了两个月了，早过了他请假的时间了，他还没有上班，也没有任何音信。报社的领导，有跟他关系不错的，就向一把手汇报了一下，经过允许后，带着一辆车，叫上部门主任，去了趟他的老家。

到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母亲是有病，但早已经看好了，他为母亲看完病后，就去了南方，说是去深圳看看，让家里先瞒下去，不告诉报社的领导。

这样跑了一趟，才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去了南方，没带档案，完全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闯世界去了。他这个消息在报社传开后，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成了报社员工议论的话题。有的为他惋惜，认为报社流失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有的幸灾乐祸，认为他那样不识抬举的人，走了早好。

王志远打听到，他在出走之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的，以为母亲治病，需要用钱的名义，把自己的集资款全部要了回来。他连自己即将到手的家属楼都不要了，可见报社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吸引力。他这一次，是破釜沉舟，绝不会回头了。

报社领导从他家里，打听到他在南方的一家报纸，已经做上了首席记者。报社的领导于是就联系到他，给他打电话，劝他回来，还回报社上班。他丝毫没有回来的意思。报社领导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威胁要正式下文，开除他，取消他的编制。他也没有因此害怕，只是说了句：“我在报社这几年，为报社做了那么多贡献，对得起报社了，你们要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不在乎！随便吧！”

报社的领导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冷处理，也没有正式下文，开除他，只是取消了他的一切收入。

但报社人员纷纷向外流失的现象，也引起了报社领导的注意，他们开始下文，制定限制性措施，比如在报社工作多少多少年，才能调出。未经领导批准，擅自外出求职的，要以擅离职守处理，开除公职。已经分得住房的，收回住房。他们的这些条例，没几个人认真遵守。有关系的，照样调进调出。王志远仔细盘算了一下，出去了已经十几个了，几乎个个是业务上的好手。但出去了这么多人，对领导来说，也有一个大好处，空下了那么多位子，正好可以大肆安排人。王志远就感觉到，报社现在就像一个大集市，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出的人少，进的人多，一年一年，队伍在迅速膨胀，时不时的，就有新面孔进来了。这些人，不管学历高不高，业务好不好，但都有一个突出特点，和一把手都有一定的关系。

人多了，好多人没有正式的编制，都要靠报社自己挣钱养着。报社的收入本来就那么多，现在家大业大，当官的多，当兵的更多；人多，车也多，自然钱越来越紧张，原来月初就发的工资，时不时的要推迟的月底。到了月底，还是没钱，只好等广告款催上来了，凑够了工资，才发下来。就像一户人家，地还是那么多，但超生了一个游击队，平添了几张嘴，粮食就紧张了，弄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好在黄小燕的单位效益好，她的工资高，两人在一起过日子，在这个小城市里，还绰绰有余，没有体会到紧巴巴的，过不下去的日子是什么滋味。

但张记者的出走，给王志远上了重重的一课。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看起来，人生的路有时候可以自己去闯的。不要什么都依靠别人，妄想着走捷径，拉关系，走后门，除了这个，自己就寸步难行了。一个真正有胆量的人，应该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勇敢地迈开大步，走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