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关于桑恩的一大叠厚厚的文件里翻找,草草记下一个电话号码给龙泽希。“祝好运。”她说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拨出电话,忐忑不安。“昆恩太太?”接听的是一个女人。
“我就是。”
“我是龙泽希医生。我手上有桑恩的……”
“你把我们害得还不够苦吗?”
“我想你应该愿意知道你儿子为何……”
“我儿子的事不需要你来告诉我。”她打断龙泽希的话。
龙泽希听见有人接过她手中的话筒,心脏狂跳。
“我是昆恩。”这个在宗教信仰自由庇荫下失去儿子的男人说。
“桑恩是因罹患糖尿病,并由严重糖尿病酮酸中毒引发急性肺炎而死的。对你承受的痛苦我表示非常难过,昆恩先生。”
“你们弄错了,误诊了。”
“没有错,昆恩先生,也没有任何失误,”龙泽希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怒意,“我只能建议,万一你的其他孩子也出现和桑恩同样的症状,请一定立刻送医治疗,以免再次遭受不幸……”
“我不需要法医来教我怎么养育小孩,”他冷冷地说,“法庭见,医生。”
非上法庭不可的是你,龙泽希暗想。他知道州政府将会以虐待及疏于照顾儿童的罪名起诉他和他的妻子。
“以后别再打来了。”昆恩先生挂断了电话。
龙泽希心情沉重地将话筒放回原处,抬头看见麦文正站在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从表情可以看出,刚才的一切她全听见了。
“麦文,请进。”龙泽希说。
“我还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够折磨人了呢,”她拿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打量着我,“我知道你不得不面对这种事,但从没亲眼见识过。倒不是说我从不和家属打交道,但至少不必向他们解释他们的亲人是由于气管或肺部吸入浓烟而死。”
“这是最艰难一步。”龙泽希说,一颗心直往下沉。
“你大概是最不受欢迎的信使吧。”
“也不尽然。”龙泽希说,但内心清楚,在他的余生,昆恩先生严厉的斥责将一遍遍在脑海中响起。此刻他脑中充斥着各种声音,激愤、痛楚,甚至责难的呐喊和愤怒的祷告,因为龙泽希愿意聆听,也有勇气碰触他们的伤口。他不想和麦文谈这些,更不愿和她靠得太近。
“我必须打几个电话,”龙泽希说,“你要先喝杯咖啡吗?或者坐一会儿?我猜你对我的新发现会很感兴趣的。”
龙泽希先致电位于首都的京都大学。尽管还不到九点,教务已经到了办公室。他彬彬有礼,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我完全了解你来电的用意,也非常乐于协助,”他说,“不过,没有法院的命令,我们实在无法透露任何学生的个人信息,通过电话透露当然更不可行。”
“谢先生,事关重大的谋杀案。”龙泽希提醒他,耐心正被一点点消磨。
“我了解。”他还是那句话。
事态全无进展。龙泽希无奈地挂断电话,颓丧地将注意力转回麦文身上。
“他们只是害怕家属找麻烦,想撇清责任罢了,”麦文说出龙泽希早已明了的事实,“不等我们拿出非常手段他们是不会屈服的。所以放手去做吧。”
“没错,”龙泽希木然地说,“你找我有事吗?”
“我知道化验室报告出来了,至少是一部分的。上周五晚上我打电话问过。”她说。
“我没听说。”龙泽希懊恼极了。如果残留物化验室的鉴定人员在联系我之前就先给麦文打了电话,我的处境就更为尴尬。我立刻打电话给化验室一个名叫陈丽的新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