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敦谨及随从收集到社会上关于马新贻被刺有五种说法:
一、咸丰七年(1857),马新贻在庐州(今合肥)办团练时,与捻军作战时被捻军小头目张汶祥所俘。张汶祥的朋友曹二虎有心投清,张、曹二人便与马新贻结拜为兄弟。之后张、曹率队投降了清军。张、曹二人所部编入清军后,马新贻竟利用职权强暴了曹二虎的妻子,为最终占有曹妻还害死了曹二虎。张汶祥便为曹二虎报仇而杀马新贻。随从向郑敦谨报告说,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知道三人故事的前前后后。时金彪现已调到山西任了参将。随从还报告说,魁玉也曾将时金彪传到江宁府询问,但时金彪的供述并没有做记录。听了这话,郑敦谨一惊。自己也盘算起来,如果说马新贻有这等劣迹,不是在说老佛爷用人不当吗?如果这案情属实,能这样上报老佛爷吗?
二、马新贻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仇,丁日昌有雇凶杀马之嫌。丁日昌是湘军出身,丁日晶平常就住苏州的江苏抚巡衙门。随从报告说,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不学无术,科举已无可能,丁日昌便花钱为儿子捐了一个候补知府。1869年10月5日,丁惠衡在苏州妓院前与太湖水师兵勇徐有得等发生纠纷。恰逢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率队巡逻,便将一干人带到衙门。薛荫榜当然认得上司丁巡抚的公子,便有意包庇丁惠衡,将太湖水师兵勇徐有得责打40军棍。几天后徐有得伤重而亡。太湖水师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将案子直接捅上朝廷。朝廷让马新贻审理。马新贻开庭传丁惠衡时,丁日昌说儿子翻墙跑了,且一直找不到。马新贻十分恼火,限期将丁惠衡缉捕归案。结果……马中堂就遇刺身亡了。
三、马新贻一上任就彻查太平军圣库,发现了湘军重大贪污案,结果湘军雇凶杀人。
四、有说张汶祥是为海盗朋友报仇而杀马新贻的。
五、马新贻是回族,想勾结回民反清,被张汶祥知道,出于义气而杀马。
在古代,结案也不需要多少证据的,只要有犯人口供就行。这五种可能,郑敦谨暗藏起来。其中有些可作为刺向曾国藩的匕首,有些则还想与曾国藩商量,如何奏报才好。他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发信请曾中堂尽快赶来江宁。他的想法是,两人当庭提审张汶祥,在刑讯逼供下,不怕张汶祥不招。待张汶祥招供了,那时再看看曾国藩有什么说辞。
郑敦谨是铁铁的老佛爷的人,他一心想为老佛爷查清真相,除掉老佛爷心头之患——在不断坐大的湘军,但知道老佛爷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他也是心有余悸的。
扎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汉臣,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孔子的著名弟子、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他家是地主家庭,也可以说是耕读人家,父母一共生了他妹九人,他为长子。他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私塾读书。不过天资并不聪慧。未考上秀才时,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背书,有梁上君子已潜入他家房上。小偷揭开瓦,朝屋里一望,真的好失望,都三更天了,还有人不睡觉在读书。但即来了,只好再等等,不怕他不睡觉。此人正是曾国藩。一段《论语》,他背来背去就是背不顺畅。小偷在房上都背出来了,他还没有背出。小偷真气了,从梁上跳下来,背了一遍给他听,然后气哼哼地甩袖而去,把个一脸惊诧的曾国藩撂在了身后。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第二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这就算进入公务员队伍了。军机大臣穆彰阿不知怎么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憨厚有点乡巴佬味的读书人,在他推荐下,道光皇帝在朝考中钦点曾国藩为第二名。
组织湘军了,与太平军作战,他的憨厚的做派仍没有改。他打仗没有什么战术,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一句话:扎硬寨,打呆仗。具体做法就是,一到某地,先扎营盘修工事做防御准备,然后依仗优势兵力与火器,碾压似的推进,占领太平军的地盘。然后再扎营盘修工事做防御准备,然后再依仗优势兵力与火器,碾压似的推进……如此不断重复,直到最后胜利。
接到圣旨让他接任魁玉任两江总督,与郑敦谨一同查办马新贻案时,他正任直隶总督,正被天津教案弄得焦头烂额呢。同治九年(1970)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刺马案发生前一个月,天津先出事了。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聚集到法国天主教堂前面讨说法。法国领事丰大业赶往教堂处理事件,半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指责刘知县处理不力,双方因此发生争执。自认为自己是洋人,高中国人一等的丰大业,竟拔枪射击,当场打死刘杰的仆人。这下激起了民愤,群众激愤之下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冲进教堂,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及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两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将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
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他知道中国国力太弱,打不过洋人,便积极调解。最后处理的结果是,处死为首杀人的中国人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由崇厚派出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一出,朝廷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曾国藩立即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
看来,直隶总督是没法当了。然而就是这个两江总督就好当吗?
老佛爷对湘军坐大及对他本人的怀疑是明显的,尽管他在同治三年(1864)八月自请裁撤了两万五千名湘军,自己也真的没有自个儿当皇帝的野心。
但刺马案风传与湘军有关,老佛爷为什么不避嫌还让我去审?是想当庭找出我的漏洞除掉我?还是认为湘军势力大,非要借我的手大义灭亲让湘军弟兄们没有话说?
这件案子与湘军有没有关系?曾国藩说不清楚。自己没有派人去杀马新贻是肯定的,自己没有野心,只有一颗儒家的忠君爱国之心,马新贻就是查出点湘军的什么不轨行为来,最多就是自己致仕(退休),回家隐居。其实他早有此心,致仕回家颐养天年多好。一个人一辈子做成一件大事就好,就没有荒度一生。一个人到了没有精力与体力时还尸位素餐、死撑活碍干什么!但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得罩着点,尤其是四弟曾国荃,常常办事毛糙。同治三年七月,他率兵攻陷太平军首府天京(今南京)时,纵兵烧杀七天,得了个“曾剃头”的恶名。当时抄了洪秀全府与太平军的圣库,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财宝,是他自己私自分给下属了呢(相信弟弟跟他一样,饱读诗书,是不爱钱财的人),或故意放纵下属抢劫了呢,还是太平军根本就没有多少财宝呢?这不好说。朝廷派马新贻来查此案,曾加荃雇人搞一个刺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只是他人在湖北任巡抚,派个人到江宁来也不容易呀……真真烦心事呀!
走,是得走了,直隶总督是当不下去了。怎么处理刺马案呢?曾国藩的办法还是“扎硬寨,打呆仗”。咱慢慢走,弄清情况再出击。
好在古代交通是慢交通,接到郑敦谨的信后,曾国藩沿大运河开始启程。
他先派出心腹,快马去了江宁,安排内线,摸清郑敦谨案件办理的程度。
心腹回来了,汇报说郑敦谨访到了五种可能性,但还没有什么证据,要等着曾中堂一同来提审再行定夺。
曾国藩从内线得到这个消息后,下令加快行程,来到了江宁,加入了三审。
郑敦谨先向他汇报了审案进程。听完汇报,他对郑敦谨说,马新贻霸占友妻之事,涉及到朝廷选拔人才走眼,但如此上奏明显不妥。丁日昌、太平军圣库均涉及湘军,老夫为湘军的创办人,实在不便直接审理此案。是否由老夫上书朝廷,此案就由你一人一力承担下去?
下官才疏学浅,哪里可以一人专断,还请大人从明日起,直接审理。郑敦谨哪里敢违背圣旨不让曾国藩参加。
好吧,老夫就勉为其难吧。曾国藩表示同意参加审理,但要求郑敦谨主审。
第二天起,曾国藩参加了一连十四天的提堂,不过其间一句话也没有讲,最多就是用那个目光犀利的三角眼瞟被审人员一眼。
没有讲话,但人在堂上呀,人在就有威在,到堂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敢讲曾国藩或曾国荃或湘军的不是。这次对张汶祥动大刑了,张汶祥被打得皮开肉绽,没有了人样,但仍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到第十四天堂审结束时,十四天没有说话的曾国藩对郑敦谨客气地说了一句:“小山(郑敦谨的字),看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奏结了。”郑敦谨到了此时,只能点头了。
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再次确认了张之万、魁玉二审的结果,只是对处刑上除凌迟外,加了“摘心致祭”。
到此慈禧虽然权力倾天,也难知真相了。3月26日,圣旨下达,认可了郑、曾的审理结论。4月4日,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郑敦谨在圣旨到达前,没等张汶祥正法,就愤然离开了江宁。他来到清江浦(今淮安市区)后,让两个属下回京交旨,自己在清江浦游玩了各项名胜古迹,托病辞官回了湖南。
曾国藩监斩后,回到总督府。他提笔给四弟曾国荃写信,想问问他张汶祥是不是他雇的凶。想想事情已了,再问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就把写好的信又撕了、揉了。
张之万调江苏巡抚的当年,新任命又到,同年九月补授闽浙总督。
马案,最终就这么了结,也成了封建社会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案子为何不公?为何有了最高领导的关注、有了干臣直接审理仍然得不到真相?就在于最高指示会因为各级的利益而打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