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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顾宪成 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第1页）

顾宪成，字叔时，大明王朝万历时期文臣，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仕途不顺、半路被贬，晚年以江苏无锡东林学院为据点，从而建立了学术流派“东林学派”，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等政治见解，学派的支持者与参与者，大多都是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因常常聚会讽议朝政、痛骂阉党，所以时人也称这个群体为“东林党”。

提起明朝晚期的朝堂和政治，不得不提的就是党争，而提起明朝党争，又不得不提起东林党，而说到东林党，又绝绕不开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其出身在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从小接受的就是被当时认为最正统的程朱理学诠释下的儒家学问，而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也塑造了顾宪成一生的思想底色和为人处世方式。

顾宪成考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一岁，被朝廷赐予户部主事的差事，也就在顾宪成刚刚踏入官场的同一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生病，京城的官员纷纷为张居正祈福，但是顾宪成却拒绝参与，即便有好心的同僚在祈福名单上，帮忙加上了顾宪成的名字，顾宪成知道后，又把自己的名字给抹了去。那顾宪成为何对张居正如此态度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顾宪成是因为反对张居正的改革变法，所以才对张居正不满，但跟据各类记载，顾宪成对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并无不满，而令顾宪成对张居正不满的真正原因，还要从之前的“夺情风波”说起，之前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当时的规矩，张居正需要回乡守三年丁忧。然而，当时张居正的改革变法正在关键时刻，朝中权贵的反对浪潮此起彼伏，张居正不想自己离京后，将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于是便不想回乡守丁忧，而小皇帝朱翊钧当时还没有亲政，也担心自己处理不了复杂国事，于是下旨允许张居正不必返乡守丁忧，继续在京任职，这便是“夺情事件”。

很显然张居正的“夺情事件”，并不符合程朱理学诠释下的儒家纲常，也不符合当时还风行程朱理学思潮下的世俗规矩，因此，当时就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反对张居正改革变法，借题发挥而已，还有一小部分人，是最忠实的程朱理学奉行者，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张居正不回乡为父守丁忧，坏了儒家三纲五常，是大逆不道之举，而顾宪成明显属于后者，而从这件小事也看出来，顾宪成着实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思想顽固派。等张居正去世，他的改革变法也随之被反对者推翻后，顾宪成作为曾经的“反张斗士”却也并没有因此得到重用，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顾宪成的思想太顽固了，不懂得变通，在朱翊钧立储的问题上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儒家纲常，因此在“国本之争”中得罪了朱翊钧，被朱翊钧削职，遣返回乡。

回乡后，顾宪成修复了无锡一座的年久失修的东林书院，并在此地讲学授课，试想啊，一个曾经在京城皇帝跟前当过京官的人讲学授课，那慕名而来的学子肯定不少，随着顾宪成的讲学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原本和他一样，在官场失意的儒家顽固派纷纷前来投奔，又经过一番绑定营销，东林书院的名气就更大了，加上“东林学派”的正式创立，这些人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聚会，并且抒发愤慨的出口，从而对国家弊病、朝廷政策展开了言辞犀利的抨击，并将这些言论刊印出来加以散播，持续扩大影响力，蜗居在东林书院的这一群官场失意者俨然，已经成了明朝当时最大的“在野党”，这便是“东林党”之雏形。

不但如此，朝中一些手握大权的重臣，在看到东林党的影响力后，也开始跟顾宪成等一些东林党重要成员频繁往来书信，利用东林党的影响力，来发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言论。这时候，朱翊钧也看到了东林党已经不可小觑，于是便想要再让顾宪成入朝为官，以此来招安他为自己所用，但是顾宪成却拒绝了再次入朝为官，继续在东林书院做他的逍遥“在野党”，直到几年后因病去世。顾宪成除了是东林党创始人外，他还是当时反王阳明心学的文人领袖，不过呢，顾宪成批判王阳明的那一套理论，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顾宪成的理论和王阳明的理论，其中的具体内容分歧就不详细说了，只浅显的说一个大概吧，王阳明的心学其实是有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凡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理论，天生就具有超越时代的高度政治正确性，而超越时代的东西，往往就又代表着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性，除了精神慰藉，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其实毫无现实意义。

而顾宪成所秉承的那一套儒家义理观念，以及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是十分注重实际的，他反对空谈，推崇实学实用。哪怕因为时代的局限性，顾宪成的一些具体实事解决方案，在今天看来可能就是漏洞百出的封建主义糟粕，但也不能否认这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并且，无论如何，反对空谈、注重实际的学术思想也不该总是被嘲讽。并且，顾宪成借创作对联的契机，而提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价值观，也的确得到了寒门子弟的普遍认可，顾宪成这句话的含金量，其实丝毫不比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低的。

但不幸的是，顾宪成还是接二连三的遭到了阉党的迫害，最后在悲愤中病卧床榻，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