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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西商道穷则变变则通（第2页）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3．联合经营，变弱为强

明人沈思孝说：“（晋商）其合伙而商者名日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

沈思孝的话还表明平阳、泽州、潞安等地的晋商资力雄厚，非有数十万两银不称富商。他们一般是吸收品行端正的人做伙计，并由他们出资，把经营业务委托几个伙计去办的。伙计对出资者也忠实地履行职责。如祖父辈做伙计时借得钱未还，则由子孙辈负责偿还，并以此形成风尚。因此，出资者争着要讲信义的人做伙计，念其对故人之事尚且不忘，更不会在人活着的时候昧良心。这样出资在前，获利在后；有资本和无资本的，都得益。且富者把资本尽托付各个伙计，所以估人资产的，只计算其有多少伙计，便知其有数十万或百万资产。

商人的使命在于互通有无，商人的生活就是浪迹天涯。但是江湖险恶，路途坎坷，世路与商界的残酷，需要商人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共同经营的团体中，不以信义为本，肝胆相见，组织尚难维持，何论共谋厚利。“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显示出晋商的豁达大度、识高见远。

比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最初是由三个肩挑小贩合伙创立的。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个人虽然都没有什么资产，但是经过他们的苦心经营，逐渐有所积累，规模开始越做越大。即使后来他们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却仍然保持着联合经营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赚了点儿钱就想着各自分开经营。

当然，独立经营相对于联合经营，也有它的优点。比如在管理上，可以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有非常大的决策权，可以自由调配资源，经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比较灵活。

但是，独立经营，必然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人力也好，独立经营的企业，其竞争力不强，难以与规模较大的联合企业相抗衡。

所以晋商要想突破自身局限，尽可能地获取各种资源，减少成本，扩大规模，扩大竞争力，相应地扩大利润额，就必须与别人实行某种联合互助。这可以说是扩大商业规模，形成商业航母的必然之路。

那么晋商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联合呢?

（1）建立行会

晋商在各地建立行会，以地域为单位，进行行会的划分。这种行会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统一商业规则，分享商业信息，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商业互助。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此彼此分享商业信息，对晋商的商业经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业活动必然伴随着竞争和风险。为在竞争中获胜，减少和化解风险，加强自身力量，山西商人内部出现了最初的组合形式——行帮。

据《长芦盐法志》记载：“明初，分商之纲者五，日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日泽潞之纲，日平阳之纲，日蒲州之纲”。所谓“纲”，就是早期的一种商行形式。

明代长芦盐商的五纲中，山西商人就占了四纲，另外一纲为宣府之纲，也多为山西籍商人。商行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方式，其行会下的各个商号，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但是一旦大家面对共同的利益或者竞争对手，就会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形成较强的合力，对外产生较大的声势。

这种联合经营方式的主要功能是对内联乡谊，对外增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在商业谈判中增加谈判的砝码，获取主动地位，从而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嘉庆十九年（1814），当地税收部门非法提高对潞泽梭布商人的税收，引起山西商人的不满。潞泽会馆于是以商团的名义告到官府，一年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胜诉，税收获得减免。

（2）合资建立商号

在晋商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共同投入资本，共同经营，按资本的多少分取利润。投入的资本既可以是货币资本，也可以是货物、房屋门面、铺底字号等实物资本。

比如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叫王吉成的山西汾阳人，以贩卖珠宝玉器为业。他结识了一位专门给皇帝梳辫子的“梳刘”，“梳刘”因为侍候皇帝，存了一些钱，因此想拿出来做买卖。两人一商量，决定合伙创办一个绸布庄，双方投入的都是货币资本。

又比如：清朝嘉庆元年时（1796），有黄仁等三人合伙设立煤铺，其合同中写道：“立合同人黄仁，阜成门外北驴市口路东原有煤铺一座，家伙俱全，门面三间。因无力承办，情愿与张宜恩、林维乔三人合伙”。从合同中可以看出，黄仁是投入铺面等实物资本与张、林合伙。合同还规定了煤铺利润的分成办法是“黄仁三成，林维乔三成，张宜恩四成。”合同还规定了煤铺的最终控制权：以后除非张、林不做了，否则黄仁不能中途要回铺面。

再如：乾隆十二年（1815），右玉县贾又库，与本县人王厚、郭尧三人共出本银，在归化城开设“三义号”绸缎杂货铺。其资本运营的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合资共营式。

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李步安、傅德共出银6500两，董禹出银4000两，陕西人徐子健出银两千两，合银14000两，去阿克苏买玉石1000斤，然后，6月份由傅德同董禹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

以上例子说明，合资运营的方式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相当常见。

晋商合资经营的方式，大多应用于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行业，这是因为金融行业对资本的规模要求较高。经营这些行业，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因此单个商人往往无力承担，而金融行业的高额利润又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之间进行资本联合是其必然采取的方法。

在包头城，由晋商开设的“兴盛号“、”兴隆永”、“天兴恒”等钱庄，都是通过合资方式建立的。很多有闲钱的官僚在看到钱庄、票号的巨额利润后，也纷纷与人合资开设钱庄和票号。

合资制，把大家的资本集中起来，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有利于个体商人克服资金上的难题，获得更多的商机。

合资经营的合作方式，把各人的资本进行调配组合，雄厚的资金成为商业活动中保证信誉的坚强后盾，它向客户或顾客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是大企业，资本的输出或产品的质量绝对有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的交易过程就更快捷，交易额也更大，同时价格上也能更优惠。

联合经营使晋商的商号、票号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在同业竞争中就能凭借其雄厚的资本，获取更大的主动权，甚至进行垄断贸易。

（3）人资联合

所谓人资联合，即人力和资本的联合。晋商各大商号常常是一家或几家拿出资本，由大掌柜负责经营，这种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合作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人力和资本相合作的方式。商号在各地的分号，同样也是人资联合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种人力和资本的组合，必须要求掌柜、伙计等，有端正的品行，必须对出资者忠实地履行职责，尽心尽力地为其工作。出力者，不仅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还要付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虽然掌柜或伙计没有出资，但是他们的劳动力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因此掌柜和贡献较大的伙计，可以和出资者一样获取利润分红。

人资联合的方法，使得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成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经理（代理人）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即运用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对企业进行管理。而财东（委托人）并不干涉经理的决策，只是在年终听取报告。但是，财东保留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如超出契约范围的投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等。

综上所述，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不断摸索出的联合经营方式，使其由弱变强，大大增强了商业竞争力。天下经商之人多至不可胜数，为何晋商能异军突起，独领风骚?“非常之事须非常人”，由此想来，晋商确实具有不凡的本领，才有可能在明清两代枝繁叶茂，称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