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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倾听内心的声音拥有自己的追求（第2页）

也许我们真正追求的并不是金钱本身，我们只是需要借助它来实现心中的某些愿望。金钱，在此过程中起到的只是一个桥梁性的作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去获取财富，而当他们真正成功的时候，得到的往往不是喜悦和自豪，而是更深一层的惆怅和迷惘。

不给自己设限，才能抵达远方

一直以来，大部分社会的政权都掌握在男性手中，这就导致了女性一直处于被控制、受压迫的状态。女性的历史形象始终是弱势的一方，但是，现在社会不同了，女子也可以同男子一样上学、读书、找工作、闯事业。但是，有些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很多人还是认为女子是柔弱的，甚至很多女人也有一种潜意识，认为自己在和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弱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着这样一个形象——“幸福的家庭主妇”，这个形象被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所效仿。

1963年，被称为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她在书中揭露了被“女性的奥秘”所困扰的美国家庭妇女无名的痛苦，并号召妇女摆脱传统的男女角色观，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使自己重获新生。

这本书改变了一代美国妇女的生活，“改变了一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的意识”，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她在这本书里传达的思想是女性不要再手握贤妻良母的空子，去求得自我实现。在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追求无疑是一个定时炸弹，但是，贝蒂?弗里丹并没有惧怕。

贝蒂·弗里丹，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划时代的《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死后下葬于纽约。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极具煽动性的呐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伦·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然而，这一时刻也使许多人透过她的死，重新审视女权运动的历史与未来。

《女性的奥秘》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1966年，弗里丹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大家上街抗议，大幅标语赫然手书“妇女们，联合起来！”力促让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时要求国会立法，结束一切歧视女性的做法，争取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自由堕胎和女性参政权。

NOW最具声势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

此外，弗里丹还在1973年帮助成立了“第一妇女银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经济独立。

译，也仅停留在狭窄的理论层面上，对普通女性可谓完全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她的《女性的奥秘》也被后来的女权分子视为过时之物，大概以为内弗里丹当年的诉求已成今日社会的常态——革命已经结束。

但革命果真结束了吗？事实上，每个不同的社会阶段，女性的追求都不同。当处于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的环境中时，稍微有点进步思想的女人们想的是怎样才能出来工作、怎样才能摆脱柴米油盐的生活；如今，女人们除了想拥有自己的工作，还想拥有一份不输于男人的事业。除了照顾家庭的生活，还应该拥有自己的快乐。不同的时代让女人们拥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塑造了女人们不一样的心态。

《女性的奥秘》是一部纪实体裁的著作，书中对于女权运动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对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环境以及中产阶级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对于安于现状、苦于困境的当代美国妇女发出了源自内心的呼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新一代美国妇女的觉醒，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那么，“女性的奥秘”指的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女性的奥秘”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所渲染的、与妇女现实生活不符的安逸、舒适的“幸福家庭主妇”形象。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社会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幸福的家庭主妇”成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妇女典型形象。

弗里丹通过大量调查发现，所谓“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并不符合当时中产阶级妇女的现实生活，她们有着无尽的困惑，实际上，当她们带着美妙的憧憬走进婚姻，成为家庭主妇，陷入无穷无尽的家务之后，感到极度空虚，又苦于看不到前途。

社会价值的缺失给妇女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并消损了妇女的健康。

据此，弗里丹在书中对舆论界长期制造的由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安于她们舒适生活和温馨家庭的“女性奥秘”提出了质疑，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启发了美国的家庭主妇，使得她们纷纷涌向工作岗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新的“女性的奥秘”产生了，女性再次面临工作还是回家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女性的梦想从之前的“为了成功”逐渐转向“为了结婚”，即使是在工作的女性们，仍期待丈夫能够养家糊口，或者更期待能够嫁给有钱人，而不是自己奋斗。越来越多的女性做着大大低于她们能力的兼职工作，来给家务和孩子留下更多时间。虽然跟弗里丹所处的年代已经不同了，女性的困惑也有所改变，可是，仍然有不少的主妇诉说着不快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更多的女性想要回到家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梦想，再次回到乏味的家务中去呢？

首先是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从女性开始回到工作岗位开始，“完美女人”的形象成了职业女性们纷纷效仿的对象，做一个合格的母亲与妻子。可是，她们渐渐感到兼顾工作与家庭并非像弗里丹描述的那样顺利，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筋疲力尽下班后，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同时还要面对疲惫的丈夫和顽皮的孩子，于是，她们更向往温馨、精致的家庭生活，逃避工作与责任。同时，她们期待丈夫能承担家庭责任，把丈夫作为自己一切情感的依托。社会舆论对家庭主妇的吹捧和对职业女性的贬低，使得之前被人嗤之以鼻的“家庭主妇”在四五十年后又一次成为潮流，这种不切实际的赞美对深受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

媒体试图利用女性的这种心理，误导她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利用她们的“灰姑娘”般的幸福婚姻哄骗她们成为所谓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并且成为市场的主要买家，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将女性身份单纯跟家庭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个体，这种困扰不仅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妇女，甚至至今仍在起作用。这种社会和传统的束缚正是困扰女性的新的“奥秘”的根源。

中国女性身上也存在类似的困扰，而相较于美国，中国儒家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角色观似乎仍然在潜意识里对中国女性产生着影响，加重了其困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婚姻家庭道德观念的不断进步，夫妻平等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但新的问题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凸显。现在的女性从小接受教育，有独立的意识，但走入另一个误区。“白骨精”“铁娘子”成为中国职场女性的代名词，仿佛“强势”才是新女性，但是，传统的性别观念又要求女性在婚姻中回归家庭，无论多么强势的女性进入婚姻后，都会陷入传统性别观念和婚姻角色期待中。

一方面，社会希望女性是独立、有竞争力的，男性在择偶的时候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能干的女性作为伴侣，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观念又从潜意识里要求女性像传统女人那样照顾孩子、照料丈夫。大多数男性也依然认为操持家务、安排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分内事，这就使得妇女不但在工作中承负着与男性同样的使命，回家后还要承担着比男性更多的家务劳动。长此以往，对女性身心健康和事业发展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家庭拖累工作，工作影响家庭，使得许多职业女性分身乏术，天天疲于奔命，因此，不少女性希望“嫁个有钱人”，希望从这样的双重压力中得到解脱。

从弗里丹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出解决女性双重压力的办法：第一，职业女性不一定需要做家务，她们也可以选择尽可能有效率地做家务，或者放弃家务和雇佣保洁人员分担家务，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减轻女性的压力。第二，对待工作要勇于肩负起责任。对于男性，女性不能把丈夫看成导致婚姻不幸和女性受到不公正的“罪魁祸首”，也要承认自身的错误。

弗里丹建议女性们有时候“需要去依靠男人，而且需要去爱他们”，共同努力经营爱情与婚姻，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女性自己观点：工作与家庭并不相冲突。她建议女性不要受到媒体和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认清现状，必须独立起来，靠自身来寻找自我。

弗里丹引发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不仅仅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认知和状态，对如今的社会也具有警示意义。她告诉现代女性要学会竞争，不是作为一名妇女，而是作为一个人。只有当大批妇女挣脱无形的囚笼，走出边缘汇入主流时，社会本身才会为她们实现新生活的计划提供安排。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女人们有不同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也需要恰当，懂得适可而止。理性的女人会协调工作、家庭的关系，会分清自己的责任，爱家庭、爱工作，她们会利用休息的时间打理家务，打理业余的生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热爱当下的自己“人间如花丛，我只是从中采撷一点点精华，对其他的一切不去理睬。一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要好好享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奔放，随心所欲，”李银河在自己的自传《人间采蜜记》中如是说。人生在世，除非真正的出家、入山、修行，否则，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红尘。你不惹他，他来招你，就连你脸上长个麻子，也会有人看着不顺眼，正好碰上不顺心的事，心里有气没处发，就跑来骂你两句，图个宣泄。热爱现在的生活，让自己拥有自信和超脱。自信是相信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所言所行都是出于真实自我，既不拔高自己，也不妄自菲薄。超脱是能够站在地球之外俯瞰世事，能够站在当下之外回看时事。有了这样超脱的时间和空间视角，人自然能够超脱。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李银河”这个名字跟“性学者”挂上了钩。近日，李银河的微信公号运营团队组织了一场李银河微信线上答疑活动，群里一下加进来一百多个人，一个小时的答疑时间内，几乎每一个问题李银河都耐心解答。而根据主办家庭、性别和性是我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的三个主要方向，也都出过专著。只是可能大家都特别关注我在性方面的研究吧，最后倒变成了好像我专门研究这个似的。”李银河言语间并没有责众的意思，依旧是好脾气地笑着，似乎在说一件旁人的事。回顾李银河数十年学术生涯，也许你会感慨，对李银河，我们还是了解得太少了。

李银河，1952年2月4日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性学家、社会学家、自由女权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毕业于山西大学，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李银河是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站的第一个博士后，她的代表作品有《婚姻法修改论争》《虐恋亚文化》《女性主义》等。

1977年，李银河大学毕业了，他到《光明日报》史学组当了编辑，用李银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去当记者，回来做编辑”。同一年，李银河认识了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工人的王小波。两个人当时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学历收入，都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在给王小波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们不要大人，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论现在和将来，让我们把他们抛开，我们只是两个人，不是两家人，我们是两个在宇宙中游荡的灵魂，我们不愿孤独，走到一起来，别人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