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书吧

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第2页）

创作心态

出于这样的文学目的的驱使，这一茬人的创作心态，较之其他年龄的作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前两茬作者自身文学目的复杂，因而在创作心态上难免浮躁，渴求张扬和被承认，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时常陷入背水一战的窘境。即使在一些颇为优秀的作者中，如何“修炼”也成了他们对文学、对内心都十分必要的补救和解脱方式。而第三茬作者则不同。他们拥有一种颇为自得而自在的创作心态。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创作心态与表述内容的一致性，以及与其感觉方式的一致性。

这种创作心态是沉静的，当一个个感觉涌出时，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激励，万物皆备于我的沉着、静寞，使他们在表述上不再迫不及待，而仿佛是一汪水平静地从心泉中自然涌流而出。它是平和的，它保持着一种内心的自得和心灵的自在，可以专注而由衷地表述他们自己所要表述的内容，而不受外物的支使和搅扰。

同时，它又更是灵动的。其他作者所要渴求寻找到的某一份感觉，他们不经意地就具有了，他们善于用一连串自然朴实而富于质感的感受，构成创作的情绪脉络，具有张力和弹性。它还是富有色彩和个性的，带着一定年龄上的诸多色调，他们表述着自己特殊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无疑，这种创作心态是可贵的，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有待于进一步成熟和强大。

表现内容

受着这样敏感、早熟而多少有些执拗的生活感受的支撑，和这种平和自在而富有个性色彩的创作心态的影响，这一茬作者的表现内容也有与前两茬作者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前两茬作者遗忘掉的童年生活感受，第一次被60年代出生的这一茬更为年轻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提起。少年时期，正是这一茬人用自己的目光有意识地打量世界的时候，少年天性与社会环境的制约，给这一茬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正值中国社会欲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时。苏童的《乘滑轮车远去》，没有像其他年长作者那样去正面描写社会的混乱，而是通过童年视角写当时的社会混乱在“我”心灵上的印痕；吕新的《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写“我”坐在房顶上晾晒南瓜时，看到的隔壁王五家的嫁娶风波；李逊的《河妖》，写的也是那些陈旧的暗褐色的童年记忆对心灵的困扰。这类作品中的“我”还不是生活的参与者，他们还没有干预生活的能力；而“我”又正处在感受活跃的年纪，因而这些通过童年视角写出的作品有着它特定的认识价值。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少年文学，它主要表述的是成人生活在少年心中的投影；它又不同于其他年长者的作品，没有去正面展示现实社会的丰富内容。这一方面，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尤其突出。迟子建的成名作《北极村童话》，说的是“我”七八岁时来到爷爷姥姥住的村子。在一群老年人的内心里，都藏着不可示人的秘密。爷爷知道“我”舅舅死了，但不愿告诉姥姥，让姥姥临死前还留着一腔善良的心愿；那位俄罗斯老太太在枯寂之中终于迎来了“我”

这位异族小伙伴，她带着一丝慰藉和更多的憾恨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我”感受着这些祖辈的人生。在本应盛下童年欢乐的心灵里，“我”过早地接触到了这些行将走完生命历程的老人们的内心，过早地体解了这块苍老土地所积淀的人生兴衰。在迟子建的其他作品里，作者也似乎特别在意这些老人、成人们的生活经历中所积累的具体人生内容，同时也特别关注它们给自己童年留下的烙印，继而她借对这些人生内容的关照引发了自己对所处的那块土地的个人感触和独到理解。直到余华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出现时，“我”才迈过了少年的门槛。等到他们能够出门远行时，他们本有的那份早熟和对光怪陆离的世界表现出的困窘，也就变得容易为人们理解了。在陈怀国的《毛雪》里，在祁智的《反面角色》里，“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模人样来衣锦还乡，就变得特别好接受了。

其次，他们站在自己的经历上，写出了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青春遭遇和情感波折，以及这一茬青年人的生活处境和心理变迁。这是这一茬中的大多数作者所着力的。他们的作品真实地表述了社会改革开放之中个体心灵的每一份丰富和长进。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女作者的创作中。在刘西鸿的作品里，这一茬人中的“我”居然是以大姐的身份去留心下一茬人的生活了，与其说“我”在有意识拉开“我”这一茬人与下一茬人之间的距离，不如说他们正用心理解更为年轻更为青春的人们。下一茬人“你不可改变我”的愿望震撼着“我”，同时也震撼着其他年龄的人的内心。在其他年轻女作者的作品中，个人的情感遭遇被表述得任真、直率。如果说前两茬作者对爱情的描写更多的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的话，那么这些女作者作品中的“我”却正在行动。

她们少了顾忌和遮掩，能够坦然正视自己的感情冲突。即便是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她们也在所不顾。社会的松动和开放让她们受益匪浅。她们不再畏手畏脚，至少在这一点上，她们的作品比其他年龄作者的言不由衷，更值得敬畏和尊重。这是一份蓬勃而有生气的青春和生命的珍贵记录，体现了社会的开放对这些年轻女作者内心的触动。

再次，他们探入了历史。历史不再以固有的面目出现，而掺入了这一茬作者年轻的感受和理解。他们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们的祖辈父辈，也去理解和重铸个体心灵的历史。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等，以其独到的视角，重塑了一段幽暗的历史，让历史有了心跳。赵琪的《琴师》写的是一位盲琴师在旧时代与一位富家小姐的情感遭遇。作者不是从外在的社会联系上去评价这两个人物的所作所为，而是从这两个人的交往中去折射更为开阔深远的社会历史内容。显然，这里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与其他同类型作品明显不同。

此外，在这一茬的一些年轻作者中，意识超前的小说主题屡屡出现，它们代表了这一茬人在意识内容、思维方式上新的进展。

这一茬人对文体、结构、语言等文学要素的新的探索和追求，也十分亮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这些也看成是小说创作的基本内容。他们重视的并不仅仅是生活内容本身，更看重的是对生活内容的独到感受和个性表述。

感觉方式

感受内容的不同，必然带有感觉方式上的差异。

前两茬作者习惯于用规范的、有目的性的陈述来表达感受，而这一茬作者则普遍显得随意和散漫，他们用自己的感觉将规范和目的性揉碎，让人心里的东西像水一样流出来，因而显得鲜活而有生气。“我觉得，我周围的生活充满造作。这令我苦不堪言。

我并不喜欢这种虚伪的行为，可我慢慢发现不少人喜欢把生活当作化装舞会，习惯把自己的眼睛和嘴巴挡在一张面具后面。我曾经费劲巴拉学习透视别人的面孔，可是我看到的还是各式各样的面具。假如我不知趣地裸露出自己的眼睛和心，那么不是被视为异物就是被说成‘缺心眼’。”（陈染《定向力障碍》）“这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圣诞夜，我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徘徊。环城车的窗玻璃冰凉地贴着我的脸颊，叮叮当当地响着。明的、暗的光在玻璃棱角上闪烁。车到崇文门，我对自己说：‘就这里吧。’”（黄矛《上帝的光》）这两段文字是我们从众多同类作品中随意摘取的，它们自然远不是这一茬人写出的最精到的文字，但这种任真而又不经意的感觉方式，在这一茬作者的创作中却有其代表性。它们表述的不是客观的内容，而是“我”的参与、“我”的感触。这一茬作者不是为了某一目的性而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而是在很自在、很诚恳地说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在其他年长的作者从人生体验上丰富文学，努力用新的叙述方式和技术手段去复述一些原已呈现的经验内容时，这些年轻作者提供的是自己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并体现出了一种质朴而单向的叙述口吻。“我”成为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人在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我”连接了生活环境中与之相关的人物，“我”是一个基本的叙述口吻。即使在没有“我”出现的作品中，透过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的细部，仍然顽强地让人感受到有“我”的目光在支撑着人物产生这样的感受而不是那样的感受。苏童的《妻妾成群》写的是宗法制度下的两性关系，它完全可以纳入“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母题之中。但作者采用了一种抒情而富有感触的个人化表述，这种感觉方式与故事形成的反差，使故事获得了新意。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去重塑故事的内容，这种鲜活而有生气的感觉方式属于这一茬人，如同服从于情节、人物、结构的规范的、有目的性的感觉方式属于其他年龄的作者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生活阅历、文学目的、创作心态、表现内容和感觉方式等方面，评议了60年代出生作者与其他年龄层面作者的差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一茬更为年轻的作者为今天的文坛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我们无意于掩饰其他年龄层次作者的艰苦劳作和已有的文学建树，且事实上，这一茬更为年轻的作者无论在人生感触、生活阅历、文学实绩上至少在今天还不足以与之抗衡。我们的用意也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对这一茬人给予必要的关注，包括帮助他们弥补自身的不足。我们想，我们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的相互触动和推进中保持其旺盛势头的。一茬人的特点何曾不是这一茬人的不足，60年代出生作者往往能独到地把握、表述自己的感受内容，但文学毕竟要面对现实和心灵世界的整体，他们获得的新的感受内容固然值得珍视，但它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如何对生活做出结构性的同时又富有个性的完整把握，并能游刃而余，这迟早是这一茬青年作者所要面对的话题。

好在这一茬作者年轻，远还没有丧失感受生活的锐力和韧劲。在已知的或未知的这一茬60年代出生作者中，他们定会做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实绩的。我们为他们祝福。

在此，我们为这一茬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郑重地提出这样一个说法：“60年代出生作家群”。

写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