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书吧

第七章 委员会时代（第3页）

此时，拉福林·兰德的大股东是约翰·莱克，他手中掌握着这家公司半数的股票。科尔曼清楚，如果能够将他的股票收购过来，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入主拉福林·兰德公司。为此，他动用了各种关系，向莱克进行游说工作，其内容精彩动人，既有着全美国火药公司都合并为一家的宏大愿景，又有着对莱克未来退休生活的关照体贴。

莱克毕竟已经年近七旬，作为这样的老年人，无论是精力还是心性，都已经无法与面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相提并论。在欣赏科尔曼之余，他很快就动心了：既然迟早要将企业的经营权交给下一代，为什么不能交给有能力捍卫并开拓它的杜邦？

约翰·莱克最终将手中拉福林·兰德公司的股票，同杜邦公司的股票进行了置换。

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让科尔曼欣喜异常。由于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杜邦公司不能直接控股对方。于是在征得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他建立了特拉华证券公司和特拉华投资公司，由此轻易控制了拉福林·兰德公司的半数股票。由于担心科尔曼会压价，兰德公司其他股东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将手中的股票转给杜邦公司，就这样，杜邦公司最终鲸吞了卧榻之侧酣眠了近百年的拉福林·兰德公司。

在拿下最大的敌手之后，似乎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限制科尔曼的并购之路。

随后，他一口气将美国火药公司、湖滨火药公司、库内火药公司等等收入杜邦旗下。看着墙上不断扩大的公司治理版图，科尔曼心中对权力与财富的追逐之火熊熊燃烧，他幻想着全世界到处都有杜邦工厂的烟囱，到处都有家族的徽章和标志。为此，他甚至变得有些冷酷无情。

安妮·里奇利·杜邦，是尤金·杜邦的女儿，她的丈夫威廉·佩顿创办了加州佩顿化学公司。科尔曼·杜邦打算占领整个加州的火药市场，首先瞄上了这家公司。得知科尔曼的企图后，安妮找到他苦苦相求，希望他改变主意。然而，科尔曼并不理会堂妹，我行我素地买下了佩顿化学公司中的3000股股票，成为这家企业的大股东，并通过行贿法院，获得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相比于亨利和尤金，科尔曼的并吞手法显然更为凶猛果决，被他看上的企业，几乎都难以躲过覆灭的阴影。与此同时，杜邦公司的股票价格迅速上涨，在股市上炙手可热人人追捧，成为财富梦的象征。到1910年，杜邦公司股票涨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2美元，并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这些足以说明，在整个火药业内，杜邦公司已经无人能敌。

一系列的收购中，科尔曼也确实付出了很多，他经常身先士卒，冲在考察和谈判的第一线。1903年春夏之交，科尔曼来到旧金山，考察几家火药企业，包括规模庞大的加州火药厂，看看是否有新增并购的可能。但在谈判中，这些企业的老板十分不好对付，而且态度谨慎小心。拉锯战让科尔曼疲惫不堪，最终在当地医院休养了几天，恢复体力的同时也治疗胃病。7月底，从不叫苦叫累的他甚至写信给部下抱怨：“如果有一份工作涉及如此多元化的业务，还要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又牵涉到这么多人和事，无论是谁想获得这份工作都可以，我可不是他们的对手。面对这样的工作，除非你有三头六臂，十分精明狡猾，否则可就是自投罗网。”

科尔曼并没有三头六臂，但他更不是在自投罗网，几周之后，加州火药厂的所有权被杜邦买下。

由于科尔曼的辛勤工作，杜邦不仅收购了那些最具有实力的竞争者及其下属公司，也兼并了众多小型火药企业。1903年5月，为了更好管理这些新收购的公司，杜邦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在新泽西成立了杜邦·尼莫尔火药公司对之进行控股。在此之外，杜总公司则继续进行收购，到1907年时，他们兼并的企业高达110多家。科尔曼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不仅患有胃病，眼睛也出了问题，有时候他只能躲进黑暗的小房间进行休息。

伴随外部的扩张，“三巨头”内部的裂痕逐渐显现。从收购拉福林·兰德公司开始，阿尔弗莱德就对科尔曼的独断专行有所反感，他认为，科尔曼的独断是无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随着科尔曼的野心越来越膨胀，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并最终在工厂管理和总部地址的问题上爆发出来。

一直忙于战略收购的科尔曼，有好几年没有对火药工厂进行视察。实际上，从制造业起家的背景，让他对重工业现场环境并不抱有什么期待。但是，当他1905年终于对白兰地河的阿尔蒂尔工厂视察时，他还是感到震惊。展现在他面前的，竟然还有落后的马车与水轮机，看起来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

面色阴沉的科尔曼一言不发地走回办公室，随即告诉阿尔弗莱德，这样落后的工厂必须关闭。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又加了重重的一句：“如果你还想让杜邦公司开下去，那就要把总部搬到纽约！”

阿尔弗莱德感到羞愧而气愤。在事实面前，他只能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对阿尔蒂尔工厂进行有效管理和升级，但他又恼怒地表示，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之前尤金、弗兰克这些人的负面影响太大，今后，工厂会在自己的带领下不断改进，并没有必要将工厂关闭、总部搬走。

为了避免双方继续僵持下去，皮埃尔出面进行了调解。最终，阿尔弗莱德得以继续管理这家百年老厂，而杜邦在威尔明顿的总部大厦又新加设了两层，成为威尔明顿历史上第一幢摩天大厦。

阿尔弗莱德没有食言。随后，只要是安全条件允许的车间，他都进行了全面翻修，采用蒸汽机取代了水力动力。他加筑了上游的水坝，将威尔明顿的有轨电车线路延伸到厂区，维修了工人宿舍，甚至将镇上的教堂也重新粉刷。但这些工作，并没有得到科尔曼的充分认可，这让阿尔弗莱德感到失望，一丝寒意正在从他的心底发芽、延展……反托拉斯阴影

20世纪最初几年的收购浪潮，为杜邦公司带来了诸多改变。在企业内部，最直观的变化是员工团队越来越庞大。

1903年，杜邦公司办公室成员只有12人，一年后，这个数字增到200多个人。技术力量上，当三兄弟买下公司控股权时，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全职的科研人员，而此时，公司总共雇了16位科学家，组成两个科研团队进行工作，到1911年，科研人员数量上升到36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科研人员的管理，公司有着两套衡量标准，体现出参差不齐的专业化进程：有些人来自美国最顶尖的知名大学，持有专业文凭，而另一些化学家例如阿瑟·拉摩特、芬·斯巴尔只是大学肄业，甚至有像J·N·温格特那样依靠自学成才的学者。

在销售部门，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强大的团队协作，代替了原先的各行其是。销售员手中的权限受到了限制，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自行制订与客户签署的条款，给客户提供的折扣空间也被大大压缩。在不断的并购之后，他们被要求严格按照新的规章去洽谈生意，并且不断接受先进的营销技术培训，提交标准的日程安排报告，遵循公司统一的定价政策等等。类似的改变，让一些销售员变得更为适应企业需要，创造了新的业绩高峰，也让有些人感到厌烦而离开了公司，选择了自由创业。

数量增长最高的员工群体，自然是一线操作工人。从1902年的800多人，到1910年的5000多人，如此大规模的员工数量激增，对杜邦工厂传统的管理和约束机制都形成了压力。更重要的是，杜邦公司之前从未有过工会组织存在，因为现代劳资关系影响下的工会，与家族企业所特有的利益分享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在过去，即便有过马厩失火等事件，但杜邦公司内的劳资关系大体是正常的。但当杜邦兼并了那些有工会的公司之后，美国“火药和炸药工人联合会”的影响力很快覆盖到白兰地河两岸。

杜邦的厂房也越来越多，收购了108家企业的同时，他们不断兴建新工厂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1906年，在丹佛南部，新建了卢维埃工厂，满足了科罗拉多州不断扩大的采矿业需求。随后，在皮杰特海湾，成立了杜邦华盛顿州公司，致力于西北部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开拓。1912年，杜邦还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詹姆士河畔建造了霍普威尔工厂，这让公司能够更好地对欧洲开展出口。这些工厂的所在地很快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城镇。

1905年，在一系列收购、挤垮和兼并同行的行动之后，杜邦公司获得了3595。5万美元的新资产，而原有公司的资产也增值了2400万美元，换言之，从三巨头掌管杜邦公司之后，仅仅花费3年的时间，杜邦公司总资产达到将近6000万美元，总资产翻了将近5倍。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杜邦公司在三巨头的管理下成就惊人。他们当之无愧地在美国火药业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杜邦生产的黑色火药，占全美总生产量的80%，高爆火药占全美72。5%的，体育无烟火药占有率为70%，而军用无烟火药占据了100%。

正当三巨头掌舵的杜邦公司劈波斩浪，朝向独霸美国乃至世界市场的远大目标飞速前进时，国内司法和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国会为了保护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商业竞争和公平贸易，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后，又先后出台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文件，其目的是限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减少无情的竞争和吞并，为中小企业保留必要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媒体舆论也将“托拉斯”看作恐怖的怪兽，无论是烟草业、石油业、糖业或者是钢铁业，只要是积极扩大规模的大型企业，都成为报纸记者热衷选择的新闻调查对象。

由此，联邦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反托拉斯诉讼”，这将成为阻挡在杜邦公司航线上难以逾越的礁石，并持续将近大半个世纪。

当然，反托拉斯诉讼并不只是针对一两家企业而开展的。最先受到冲击的是美国铁路行业领域最重要的哈里曼财团和摩根财团。哈里曼财团控制南方太平洋公司和联合太平洋公司，摩根财团控制北方铁路公司集团，为了控制新成立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两家大企业竞争激烈，最终双双受到政府的起诉。

经过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哈里曼财团和摩根财团以控股铁路公司的方式，试图兼并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这一做法违反了相关法律，应立即停止。

这一判决，虽然与杜邦公司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他们显然清楚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杜邦公司的首席律师詹姆士·汤森顺势向三巨头提出建议说，火药贸易协会内部的协议，不仅会威胁到公司扩展收购行动的正当化，甚至还会给杜邦带来法律上的风险。因为火药贸易协会很可能被政府或法院看作限制贸易的共谋，并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而受到调查。

科尔曼认真地分析了汤森的建议，感觉到美国火药贸易协会的存在，成为对杜邦自由发展的障碍。他越来越盼望公司能够摆脱这个组织，避免在贸易范围和价格竞争方面受到限制，并减少被联邦政府盯上的风险。这样，杜邦公司就能够凭借自身实力和发展需要，进行更加肆意而低调的吞并。科尔曼期待着，到那一天，公司既能够不断扩大业务领域范围，又可以用价格优势，击垮任何敢挑战竞争的对手。

1904年，杜邦公司花费了24万美元，退出了一手缔造的火药贸易协会。随着最大成员的转身离场，火药贸易协会就此曲终人散。科尔曼本以为能就此走出反托拉斯诉讼的阴影，但他没有想到，麻烦才刚刚开始。

带来麻烦的，是巴凯火药公司，这是一家从杜邦分化出去的企业。公司创始人沃德尔曾经是杜邦公司的代理商，由于业绩突出，被杜邦公司提拔为销售主任。在尤金领导公司时，双方之间合作关系良好，但科尔曼执掌大权后，双方关系破裂，沃德尔迅速辞职，并在诺丹城开办了巴凯火药公司。

这种“分裂”公司的行为，自然不能为科尔曼所容。很快，他将兼并的矛头对准了巴凯火药公司。当他初次试探被拒绝之后，科尔曼开始动用各种手段对之进行并吞，包括派遣间谍刺探情报、指使律师不断上门说服，同时以针对性的低价手段冲击其市场，试图击垮巴凯公司。

在这样的轮番攻击下，巴凯公司自然无法抵挡。1906年，坚持不愿意出售企业的沃德尔，迎来了公司的破产。

虽然在商战中无法抵挡杜邦，但沃德尔并不会逆来顺受，他开始动用舆论，到处抨击杜邦公司在竞争中的非法手段。为了扩大影响，他甚至还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全体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揭露杜邦公司在经营、销售等方面的种种欺诈行为，尤其是杜邦公司向政府出售火药过程中的价格欺诈手段。在公开信的最末尾，沃德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表示：“杜邦公司，是一个绝对排外的垄断企业。”

和那些普通的媒体记者不同，沃德尔原先是杜邦公司销售体系的重要成员，他对公司内部情况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堡垒之外的任何人。他的每篇文字，都如同射向杜邦公司要害的锋利箭镞，揭露出公司运作过程中的种种阴暗面。

公开信不过是吹响了攻击杜邦的冲锋号，随后，沃德尔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发动对杜邦的攻击。他指出杜邦公司在火药贸易协会中的种种表演，吞并中小企业时的不择手段……为了佐证这些行为，他还向联邦政府秘密提交了很多能够说明问题的相关文件材料，以及杜邦公司在1904年大选时向西奥多·罗斯福违规捐款7万美元的线索等等。

如果沃尔德只是单纯地以舆论抨击，或许联邦政府还能在其中有所转圜、但当司法部收到一份又一份真材实料之后，尽管杜邦公司拥有美国政界和军界的深厚人脉，也难逃被起诉的命运。在这场诉讼之后，无论是科尔曼、阿尔弗莱德还是皮埃尔，都将改变各自未来的事业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