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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情

他是驻我们村的下派干部，住在我家后边的瓦房里，在村里轮流吃派饭。轮到我家时，我去叫他吃饭，母亲叮咛我见了他就叫“王伯”。在我家吃过几次饭后，王伯与我就熟悉了，有啥事了，就喊我给他跑腿。

在村里，王伯和村里的社员一样，行走在田垄之上，扶犁躬耕，种瓜点豆，收种碾打，样样活都干。

每次，王伯从县城来，都会给我带一本书，让我阅读，使我知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母亲每做好吃的了，我都要给王伯送去，让他尝尝。

那年冬天，王伯还送我一件六成新的棉大袄，是带毛毛领的那种。他说是他儿子穿过的，儿子当兵了，就送给我穿。当着王伯的面我赶紧试穿，有点大，母亲却笑着说：“合适！合适！”王伯走后，母亲就用红包袱把大袄包裹起来，放进了柜子里，说等我上了初中再穿。

两年后，上级要调王伯回城里上班。他离开村里的那天，我也跟着母亲和乡亲们把他送到了山梁下。大家都依依不舍，王伯眼含热泪，说了很多感激的话。他说喝惯了这里的山泉水，爱吃母亲烙的锅盔馍，还有村里慧婶的手擀面，说得为他送行的人们脸上都挂着泪花。

我终于盼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寒风刺骨的冬天，我穿着王伯送我的棉大袄，坐在教室里做作业，把手缩进袖筒里，就感觉暖暖的，我的字也写得端正而有力了。

那年春节前，母亲准备好了家里头场打的黄豆，晒干的核桃、花椒，还有攒下的鸡蛋等，让父亲用扁担挑着进城给王伯家送去。母亲说，城里人大鱼大肉吃多了，就稀罕咱农村的特产。天麻麻亮时，父亲肩挑着自家的特产走下山梁，到镇上乘客车去往县城。

夜幕降临时，父亲回到了家里。他满心欢喜地给全家人说王伯请他吃了碗牛肉煮馍，还是优质的。王伯升到政府的一个部门当了局长。他还问了我的学习情况。特别让我父亲感动的是，王伯坚决不让他挤客车，而是让朋友驾车把他送到了镇上。上下车时，王伯的朋友还亲自给他开关车门。

那年以后，每到春节前，母亲都要准备些黄豆、小米、核桃等，让父亲挑去县城，给王伯家送去。记得那年连着下了几场雪，道路不通，外婆又去世了，父亲忙得没能去成王伯家。过年时，母亲就总在念叨，说她过年心里空落落的，不踏实。春节后，母亲让父亲赶紧去给王伯家送去了特产和年馍。母亲说，王伯就爱吃咱家磨的面粉。

父亲过世后，去王伯家送东西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去县城比父亲要容易，因为，我家有了一辆摩托车，去县城很方便。每年我去时，母亲总希望我能多带点特产，她说，你王伯家人多。她还说，别让你王伯说咱乡里人小气、舍不得。

有一次，走进县政府家属院，当我又敲开了王伯家的门时，年事已高的王伯，流着泪拉着我的手，长时间不愿放开。老人自责着，说他没有给我家帮上啥大忙，让我们还待在农村受苦。我说，现在农村一天比一天好，粮食年年有余，家里也盖起了小楼房。

“那就好！”王伯欣喜地说。他又幸福地回忆着他驻村时干过的一些事，问我他设计开挖的那条通村的路路况如何；他搞的人畜饮水工程能满足人们生活用水吗，等等。说起往事，他满脸的荣光。他问村里的张战宏、王福生、姜来喜……他们日子过得咋样，让我代他向他们问好。他还准备了礼物，让我带给他们。就连村里几个喜欢抽卷烟的老汉，他都记在心里，让我给他们每人带了一把上好的卷烟叶。

又是一年，我去王伯家，进得门，没有见到王伯，只有他儿子在家。

他告诉我，王伯和婶去了南方女儿家。他儿子招呼我坐下，我们只交谈了几句，就再也不知道要说啥了，异常尴尬。我喝了几口茶水，胡乱地说了几句话，就起身告辞。王伯的儿子送我出门，他再三强调说，山高路远的，你以后就别来了。你去年送的那些东西，还都堆在阳台上呢。我脸上一阵燥热，就用力地笑着，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恳切地对我说，你有啥事了就打个电话，我尽力去办。

我笑着点了点头，就走出了高楼林立的小区。那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把城市的天空刮得灰蒙蒙的。

回到家里，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王伯和婶他们身体健康，去了南方女儿家。他儿子接待了我，对我客气又热情，临走时，还要给我带礼品，我坚决拒绝了。

母亲笑着说我做得对，一定不能让他们破费。

母亲又说，待明年咱那新品种核桃挂果了，摘下来，先给你王伯送去，让他尝尝鲜。

满堂的愿望

满堂是我家的邻居。他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我把他当自己家人一样全力帮助着。过去，我家里穷，他父亲常帮助我。他父亲大我四岁，前几年病逝了。

我进城上班后，我们全家人就住进了城里。妻子打零工，儿女们在上学。

我家的八亩土地，我就让满堂耕种着。他计划用这些土地种点粮食，栽一些苹果树，既能打下粮食，又能有点经济收入。他再三问我一亩地要多少租金，我说：“要啥租金呢。原上的坡地，打不下多少粮食，只要地不荒就行。再说，你把地种好，把日子过好，是我最大心愿。”村里人都羡慕我和邻居满堂相处得似一家人一样。

满堂有了这几亩地，对过好日子就有信心了。他干劲十足，春种秋收，整日忙在田间地头。

我平时在城里上班，忙着工作。偶尔，老家谁家有红白事了，我就赶回去行个礼，常常是来去匆匆。但每每见面，满堂都喜滋滋地跟我聊一些村里的事情：讲如何发家致富，谈庄稼的长势，说苹果的市场行情等。我们坐在一起，他穿着沾满了泥土的衣服，吸着廉价的香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县城里发生的事情，他比我都知道得多。

比如县长是谁，我都不知道，可他知道；还说县长在电视上的就职讲话，他听了好几遍。他相信，几年后，我们这巴掌大的山村，要进行大开发、迎来大发展，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逢年过节，满堂都给我家送来用自己种的麦子磨的面粉和自己种的绿色蔬菜。他还高兴地告诉我，粮食丰收了，不如人意的就是价格低了，他把粮食卖了几千元，给家里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苹果的价格上涨了，他家里的果树长势旺，就是初挂果，产量上不去。他相信明年就到盛果期了，日子就更有盼头了，他家一定会有个好光景。我听了很高兴，不断地鼓励着他，给他加油鼓劲。

然而，五年过去了，满堂家的日子却起色不大，他人也苍老了许多。

眼看着孩子们一年年长大，女儿已上了中学，儿子就要上小学了，日子进入了爬坡期。他常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困难，埋怨上级的好政策都让个别有权有势的人搞坏了。我就叮嘱他，有什么符合自己的好政策就给我说，我寻同学朋友找关系，尽力给他争取。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询问了镇政府，目前没有适合他的政策。从他的语气里，我听得出他已默认了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答复。

又一年春天，满堂赶到县城来找我，说苹果市场行情不行，政府动员农户砍掉苹果树，改种花椒树。他说村里人都开始砍了，问我他咋办。我长时间都没敢开口，问他花椒市场行情咋样，他兴致很高，给我从对外出口到国内市场，宣讲了一番。我估计，这些都是参加培训班学到的。

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无奈地说：“那就栽花椒树吧。”我让他把我家和他家的地全都栽上花椒树，快点挣钱，改变面貌。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上学要花费，不敢因为家里缺钱把孩子上学影响了。”

听了我的话，满堂就下了决心，回去很快挖掉苹果树，栽上了花椒树苗。生性乐观的他，已在心里开始计算花椒的收入了，两只手都在舞动着，仿佛有了数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