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书吧

03（第3页）

无奈之下，录勤哥决定自费出书，前后两次印刷共花去了他六万五千元。这对于当时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元工资的乡镇基层干部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和沉重负担，何况他的家庭并不富裕，面临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1995年，他离开了农村乡镇司法员的岗位，上调到扶风县政府土地局做信访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以《野菊韵》为蓝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义务巡回演讲，推销自己的书籍，足迹遍布扶风、杨凌、宝鸡、西安等十六个县市，举办演讲三百五十多场，感动了上万名听众。

随后，他的《野菊韵》被评为宝鸡市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有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章，受到时任扶风县县委书记的好评，他被请进县委机关，派往各个乡镇做巡回报告。退休后，在刻苦学习电脑技能的基础上，他开办了全国首家关于道德与做人的网络平台——“菊苑飘香”，继续围绕“三观”教育进行孜孜不倦地探索与追求。

看了录勤哥的“好人”事迹，我被他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坚持义务宣讲十五年的事迹所感染、所打动。

在我的印象中，录勤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会画画、写字，小时候，村子里谁家要漆箱子、给老人漆寿材，只要找到他，他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利用自己画画的特长，乐于助人，热情帮忙。他画在箱子、寿材上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受到村民们的称赞。参加工作后，由于有写字、画画的特长，他被调到林场机关工作。

印象中，录勤哥当年出版《野菊韵》以后，曾经给我邮过一本。那时候我在北京总后勤部机关工作，仔细阅读了他的《野菊韵》后，我发现他这个人不仅多才多艺，还善于动脑、勤于思考，书中的许多观点非常精辟，很有见地。

只是，我多多少少有点感觉，像录勤哥这样的人才，长期被放错了地方，如果当年把他放在县委宣传部、文化局或者县委党校，他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更好。一个县土地局的干部，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四处义务演讲，难免让人觉得不务正业，容易受到同事朋友的误解。

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为此曾经承受过不少非议和委屈。

我在想，如果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他的那些思想火花，不知道会影响多少人。

自然，话得从两头说，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录勤哥是个专职的宣传思想教育的工作者，他还能有机会获此殊荣吗？

录勤哥这个“好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战友银安

2014年，我在大病一场后思乡心切，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拖着一条病腿踏上了回乡的路。

奥迪小车缓缓地停在了我家院子门口，我刚刚下车，大哥大嫂就从家里迎了出来。我突然发现我家对面盖起了一座新房，我问大哥这是谁家新盖的房子，大哥告诉我是银安盖的。银安在村里盖新房啦？这倒让我有了进去看看的兴趣。

银安和我是老同学、老战友，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一起上学放学，1968年又一起当兵到了青海。银安为人朴实诚恳，工作踏实，在基层连队进步很快，是我们那一批兵中提干部比较早的一个。十年后银安为照顾父母妻儿，从汽车连连长的岗位上主动要求转业，回到了家乡。本来他有条件继续留在部队多干几年，还有相应的发展空间。只是看到同年的战友们一个个脱下军装，离开了高原部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促使银安下决心选择了转业。

他本来可以像其他战友们一样，被安排在西安市或者宝鸡市工作，只是他爱人庞惠仙在法门镇百货公司工作，按照复转军人“在爱人所在地安置”的政策规定，他只能回到法门镇工作，最后安排到了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当时隶属于宝鸡市管理，能到宝鸡市下属博物馆工作，已经算是组织根据银安在部队的表现，给予适当照顾。

转眼间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过了退休年龄。银安本来在扶风县县城买好了商品房，可是人老了，思乡情结重，故土难离，又回到老家盖起了几间砖瓦房。

我连家都没有顾得上回，就和大哥一起走进了银安新盖的院子。

院子不大，小巧玲珑。进入厨房，惠仙正在拾掇厨房，她看见我马上打招呼：“你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你家盖新房啦？”惠仙说：“我们两口子都退休了，在老家盖几间房，有空就能回来住住，村里人亲嘛！”惠仙领着我把几间房子都看了看。说实话房子盖得不错，内部装修也挺好，和城里的装修风格没有什么两样，我不由得有点感叹。我问惠仙：“银安身体怎么样？”惠仙说：“挺好的，他退休后被周原博物馆请去帮忙，平时不在家，我马上打电话把他叫回来。”我说：“不用，这次回来我打算住个把月，你告诉银安我回来了就行，我们有机会见面的。”说完话我和大哥便离开了银安的新院子，回到了自己家里。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银安从周原博物馆回来了。我在大病一场之后，养成了每天中午必须休息睡觉的习惯。吃过中午饭后我已经躺下，银安知道我身体不好，没有打扰我。午休起来，听说银安回来了，我想马上去找他，但那几天我腿上肌肉痉挛的病又犯了，不能走路，只好赶紧让大哥把银安请到家里。

老战友多年不见，见了面免不了要唏嘘感慨一番。1968年我们一起当兵时，都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龄，一转眼已是白发苍苍、青春不再的老人，真是岁月不饶人！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我对银安说：“一场大病，把我由一个活蹦乱跳的正常人变成了残疾人，你说这能不让人感慨？！”

银安告诉我：“你得病的事情我也是去年才听说。去年任宗礼因病去世后，在宝鸡工作的战友来给宗礼送葬，董志刚才告诉我你突发脑溢血的事情。”银安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病后董志刚去北京看他的儿子时，曾经到医院看过我。

那一天我和银安坐在一起聊了很久，总感到有说不完的话。临走前，银安掏出了一张释迦牟尼佛祖金像佛卡和一串檀香木佛珠说：“听说你回来了，我专门去了一趟法门寺，请了一张佛卡，法门寺的大法师给开了光，还有一串佛珠，希望佛祖能保佑你接下来的生活平平安安，身体早日康复！”

我心里明白，这不是一张简单的佛卡，是老战友对我的一片深情厚谊，寄托着老战友对我的关心和祝福。我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地从银安手中接过佛卡，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装进了我的上衣口袋里，放在距离心脏最近的地方，祈求佛祖能保佑我平平安安，渡过眼下难关。

从小到大我都不信佛，凡事都是自信满满，只是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病已经把我折腾得没有了自信，对释迦牟尼反倒有了几分亲近。

那几年我的腿部肌肉痉挛反反复复，折磨得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银安把佛卡送到了我手里，我不由自主地把身体康复的希望寄托在了佛祖保佑上。回到北京，佛卡始终装在我的衬衣口袋里，与我形影不离。每当我的腿部发生肌肉痉挛，我都会用右手按着上衣口袋里的佛卡，心里默默地祈求佛祖保佑，让我的身体康复顺顺当当，腿部肌肉痉挛不再犯。

银安送给我的那一串檀香木佛珠，我一直没敢戴出去。我有个心理障碍，总觉得手串是女人的东西，有一种脂粉气在里头，男人戴上会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只好悄悄地把它装在裤子左侧口袋里，希望它也能给我带来好运。

在祈求佛祖保佑的同时，我也开始总结肌肉痉挛屡屡发生的教训。过去有个思想误区，以为在康复锻炼中走路越多，恢复就越快越好，但过度锻炼却让我肌肉痉挛反复发作，苦不堪言。从此以后，我吸取教训，适当减少了每天的活动量，摸索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的康复锻炼方法。我的肌肉痉挛发生的次数明显减少，后几年几乎没有发生过肌肉痉挛的事情，左腿状况越来越好，我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也调整得不错。

只是我有点不太清楚，究竟是佛卡保佑我的结果，还是总结改进康复锻炼方法起了作用？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冥冥之中，我感觉佛卡保佑的作用更大一些。因为，这里面有佛祖的保佑，更有战友的情谊在里头。

2017年春节之前，我得知银安身患重病，在西安手术治疗，我们在电话中多次相互勉励，一定要豁达乐观，战胜病魔。后来我发现银安恢复得不错，很为他高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夕旦福，就在我动手准备写这篇文章时，家乡传来噩耗，银安因病驾鹤西去。这更促使我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作为对老同学、老战友的最好祭奠和怀念。

银安去世时正好七十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在关中农村也算得上是高寿了。

值得欣慰的是，银安身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刘伟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兵器工业二〇三研究所，一直从事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女儿晓敏在西安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兄妹两个积极上进，工作颇有成绩。

对于银安和惠仙，儿女争气就是对他们俩最大的回报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