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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积淀创新（第1页）

之　一

我一直认为，写作不是个人消遣，而是社会责任。凡是作者手里的文字转化为读者眼里的文章，照时下的话说，就得提供社会正能量。

茅盾先生于１９２０年就在《东方杂志》里呼吁：“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谟克拉西充满在文学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在近一个世纪前，茅公就亮出写作的鲜明旗帜，指引我们前行。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成县石垟林场８万亩山林，郁郁葱葱。面积排名全省第五，温州市第一，目前生态之优，为全省林场之最。可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此处原是荒山秃岭一片。自１９５８年建场以来的数十年间，林工风餐露宿造林，奋不顾身护林，事迹可歌可泣。我感到，若不把林场创业者的主人翁精神表现出来，像欠了一笔债似的。１９８２年，我在石垟林场中学任教，与陶源合作，《绿的旋律》在《园柳》杂志发表，打响文成县报告文学第一炮。

西坑畲族镇山后村中共党支部书记白碎图，为造福梧溪畲汉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挑起建造溪后桥的重担，他“不靠仙法，一靠国法，二靠民法”，前后集资２．１万元（当时职工月工资３０～５０元），“花了七天七夜，又花了七天八夜”，把被洪水冲走的桥脚又灌了起来。白碎图在三年内，付出“５００工＋１６００元”。

我每每经过梧溪，民工战天斗地的精神点燃我写作的火焰。后来，报告文学《彩虹》在《温州日报》发表。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在《联谊报》副刊上发表并获三等奖的报告文学《铁山风云》，记录的就是五千多华工在马来西亚铁山反抗日本侵略军的历史史实。

国旗是象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旗帜，热爱国家就要热爱国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１７年，我在校读书教书，没有一天离开国旗。在礼堂挂国旗，操场升国旗。可是“文革”期间，《国歌》被《东方红》代替，“升旗仪式”与“走资派”同时“靠边站”了。１９７９年，我在吴坳小学教书，不仅此校没有升国旗，就连县城的中学与小学也没有升。我想到１９５２年４月７日，南朝鲜巨济岛“７１”号集中营被俘战士，为了表示回国的强烈愿望，决定做五星红旗。曹明用红药水将白色绸子染红，用奎宁丸化的水溶液将剪好的五角星染成黄色，战俘们轮流一人缝一针。次日凌晨，天一亮，就在岛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值班的美军、伪军发现，便大喊降旗，志愿军战士坚决不降，敌军用机枪扫射，吴孝忠、任贵全、孙长青相继倒在护旗的血泊中。于是，我决定与村书记叶清华商量，到山上砍来毛竹，自做滑轮，后到县城百货公司仓库找出一面又红又大的国旗。６月１日早晨，本村历史上第一面国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山旮旯里升起五星红旗》一文在浙江《人民政协报》获“我与国旗”征文唯一的一等奖。

就这样，带着表现劳动人民的责任感，我写下４９篇散文，结集《绿色长廊》，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并获优秀图书奖。

最近，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指出：“从鲁迅、胡适那个年代到现在，纯文学的志向是一直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那就是文学的责任。文学家承担着民族语言和精神的根本责任，这就是严肃文学的现代指向。”目前，我遵循纯文学的指向，承担文学的责任，正在整理从１９８０年至今积下的７８篇散文，结集为《最后的握手》，交出版社出版。

之　二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所长刘兆祐，在《治学方法》的绪论中提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等，都是以“博览群书”为前提的。研究学问“最辛苦的地方，在于资料之搜集”。我编写《刘基故里楹联评注》一书，最深刻的体会也是这一点，文史研究成功的关键在于材料的积累，知识的积淀。

在编写《评注》的５年中，我走访南田各景点１５趟，青田石门洞３趟，温州图书馆５趟，几乎查遍自己７０００册藏书中的古籍，也勉强可以说是“踏破铁鞋”了吧。

一是“联匾”的积累。刘基故里有诚意伯庙、青田刘文成公祠、南田刘伯温纪念馆、武阳村刘基故居、刘府旧宅、参政公祠等１４个景点，先抄下８５副联句，３３个匾词，接着一一校对。

二是“照片”的积累。自摄与请人拍，前前后后共摄了２００余帧，然后挑选６２帧入书。

三是“作者介绍”的积累。全书有作者６８位，要查实每位作者的姓名、字、号、住址、官职、事迹、著作等，不能有半点马虎。

四是“说明”的积累。对全书１１８副（个）联匾的出处、思想、艺术进行说明与评论。

五是“注释”的积累。全书共５０３条注释，对其深奥的字、词、句一一进行解释。短的几个字，长的五六百字。

六是“古书”的积累。注释中牵涉《诗经》《左传》《战国策》《论语》《礼记》《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楚辞》《史记》《汉书》《文选》《资治通鉴》《晋书》《三略》《六韬》《三国志》等１００余册（篇）古书，计２００余处，都要一一查阅，花费工夫之大，难以言表。

之　三

１８９９年，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大学读书。一次，他问导师数学家明可夫斯基：“一个人，比如我吧，究竟怎样才能在科学领域，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自己闪光的足迹，做出杰出贡献？”

导师不回答，默默地把他带到学校的建筑工地。

明可夫斯基说：“这是刚铺设好的一段新路，混凝土还未完全干，还没人走，你踩上去试一试。”

爱因斯坦刚踏上几脚，就留下了很清晰的脚印。

导师说：“你走在老路上，有没有留下什么足迹？”

“老师，我明白了。”

他明白只有新的路上才会踩出足迹。要创新，只有创新，只有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才会有新的纪录。

这个故事，给我启发很大。１９８９年后，我调入县教委主编《文成县教育志》。文成县自南宋至今的７００年教育，从没有编过史志。

我面对这一历史重任，知难而进，不仅要编成，而且要编好。

编志开始，我前往丽水、龙泉、东阳、永康、金华等县市取经，然后拟订工作计划。从调查取经中，我发现他们县市搜集材料步履艰难，教育局布置下去，材料迟迟送不上来，送上来的也与事实不符，拖了编“志”的后腿。于是我与编辑们商量，必须另辟蹊径，走自己的新路。

首先考虑编志程序。我主张分三步：第一步，发动全县乡校以上及较大的村校编写校志史；第二步在查阅全县８０所学校的３３０万字志史的基础上，再缩编２０万字的《文成县校史集》；第三步编《文成县教育志》。这样金字塔式的编志方法获得了省教育志办公室的首肯。因为这样，材料全面、详细、准确。

其次是编纂方法。运用传统的编纂方法，还是运用新型的系统论方法，这在编辑的５人中有过争论。通过对诸暨、永康、缙云、河北邢台等县市的教育志进行比较，存在共同的毛病就是烦琐，令人生厌。在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中专等教育阶段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德、智、体、美、劳”的安排体例，思想教育中的“学雷锋”

“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中的“教育方针”“启发式教授法”，等等，节节出现，层层重复，说了又说，好不啰唆。大部分同志主张照搬外地老框框，这样稳当些，省力些。我坚持改革，主张创新，采用科学前瞻性强的“系统论”的编写方法，因为它简洁、集中、明了、可读性强。有人担心其他省市县教育志没有人用过，恐怕吃不准。为了避免担心，我特地从辽宁大学购来《教育志学》一书，对“系统论”部分进行重点学习。后来，大家认识到运用“系统论”可避免传统方法的短板，结果统一起来了，把各个阶段的“德、智、体、美、劳”归类叙述，一次性完成。我又向市、省教育志主编汇报，领导一致赞赏，可以大胆尝试。结果证明，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正确的，最终《文成县教育志》获１９９７年县教育科研特等奖。

末了，让我们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说词《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共勉。“他们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们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获得胜利的支柱和栋梁。”事实业已证明，社会必须改革，写作必须创新。写作者不能重复人家，也不能重复自己。我主编《文成县教育志》如此，写散文，写散文诗，写报告文学亦如此。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