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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目光

一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2岁。中年得子，喜不胜收。前面三个女孩，现在生了一个男孩，尤其是特别看重男孩的潮州人，父亲有多喜悦！他特地去买了条白色的毛巾毯，把我从淮海路和人民路口的平民医院抱回家。尽管再喜悦，父亲从不喜形于色，只是用他那深邃的目光，不停地看着襁褓中我红润的脸。那时我当然没感觉。他是个特别内向的人，到他95岁离开我们，我从没见他大笑过，最多也是“呵呵”笑笑而已。

父亲国字形脸，高高的眉骨还保有广东人的特征。一双大而有神的深陷的眼睛，望着我时，让我感到他对我的期望。他的鼻子坚挺，完全没有南方人面部扁平的感觉。他的嘴唇偏薄，和他不善言辞很不相称。门牙缝偏大，大概言语早从牙缝中溜走，使他说话很少。嘴唇上的人中很长，胡子稀疏，人中显得更深，不知是否应验了“人中长，寿命长”的俗语。他年轻时，两鬓长有络腮胡子（老了变稀），饱满的天庭太早显出谢顶。母亲说他三十几岁就谢顶了，我无法验证。但也奇怪，到他60岁退休时，邻居还说他“这么年轻的阿爸退休了”。他的双耳大而父亲马哲明94岁时摄厚实，在我和他睡一头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去摸捏他的耳坠，软软的，肉肉的。听人说耳朵大有福气，但我始终感到父亲是个生活很艰辛的人。

二

很多人说潮州男人脾气不好，我常听到臭脾气的故事，最离谱的是我外公的一个食客叫金鬼的，叫他去生煤球炉子，那天由于风大，一时难以将炉膛里的煤球烧着，费了他很大劲儿，他非常恼火。好不容易将炉子点着了，他拿来一盆水，嘴里大叫“好啊，你气气我，我要你好看”，哐当一下子将炉火浇灭了。旁观者大笑，传为经典。但父亲是潮州人里的另类，很少有脾气，总是用他那目光看着你，因此我从小到大从没挨过他的打。最重的一次，就是他恼着火，用右手拍着桌子，高着嗓门儿呵斥了我两下。我已记不清，那次我做了什么使他恼火的事了。是他对我的宠？好像也不是。我三姐三五岁时喜欢在睡觉时让人给她挠痒，父亲竟然会给她挠痒，夏天还给打扇。邻居大叔多有讲：“阿马（南方人多有将姓前加个阿来称呼人的）真是好心相。”父亲还曾从中山公园旁的单位走回家，为的是省下一毛钱车费给妹妹买个饼，给我母亲嗔怪。但是她们向他要钱零花，那是不可能的。他总会问你，要这钱去买什么？你说了，他就会想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买这东西不好，没必要乱花钱；实在讲不出什么理由了，就说，给你妈知道了，一定会骂的。她们只得作罢。

但我时时感到父亲对我的偏爱。他虽没给我什么零花钱，但在我身上花的真不少。毕竟中年得子，总有潮州人的重男轻女思想。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在休息日，用他的公交月票带我去乘公共汽车兜风。我总是跪在靠窗的座位上看外面的风景。他用他的目光看着我。到终点站，他总会买一份点心给我，一个广东叉烧包或什么的。但仅此一份，在你吃时，问你好吃吗，我当然讲好吃。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看着我吃，从没见他自己也吃一份。有时我掰一半给他吃，他总说他吃过的，不肯吃一口。每次乘车兜风回家，我总会将几个抽屉排在床上，玩开汽车游戏，将自己乘过的汽车牌号用粉笔写在抽屉前面和后面，证明车子的真实性，玩上半天。我的姐姐、妹妹根本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情。那时的汤包要有蛋皮汤相配，就是父亲领我去吃，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前几年，我在新客站旁的小餐馆里吃午饭，对面坐着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就叫了一份红烧猪爪，还叫了两瓶啤酒。儿子已有一米七的个儿，看得出父子是来上海找活干的，没什么钱。父亲将红烧猪爪一块块地往儿子碗里夹，自己尽夹点红烧猪爪里的花生过酒。我看着有点眼热，对那男孩说：“你爸对你真好。”他父亲笑了，我却难掩眼中泪水，会想到父亲那时单买一份给我吃的旧事。自己怎么吃得下去？

那时真不懂事。

小学时，我功课做得晚了，父亲会从挂在空中的吊篮里拿个香蕉给我。夏天，我睡在蝴蝶台子上，他怕我滚下来，就在我下面放两个凳子，架一块铺板，睡在我下面。我小时候喜欢玩蟋蟀，床下、橱下的蟋蟀盆不少，晚上可要大合唱的，此起彼伏，我听得习惯、高兴，但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睡觉，而父亲从来没嫌弃蟋蟀吵。在我记忆中，父亲总是最晚睡觉，最早醒来，晚上很易惊醒，母亲一直说像他的生肖“鸡”。我不知道父亲是和我共享蟋蟀的合唱，还是爱子及蟋蟀。有一天早上醒来，父亲神秘地和我说：“昨晚在桌下给你捉到一只大蟋蟀。”我一下子翻身下床。父亲拿出一个铁罐，我一看，像泄了气的皮球，“是个油葫芦。”父亲只好悻悻然把它放了。

我的家长会，人家都是妈妈去的，但他一定要自己去。看到我成绩不错，老师表扬，高兴不已，但只是看着我微笑，不会有丝毫表扬的话语从那宽大的门牙缝里流出。他还单独带我去看过几回京戏，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就是他带我到中国大戏院看的《将相和》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次看了京戏《十八罗汉斗悟空》回家后，我一直扮演孙悟空，给家里带来很多乐趣。

其实父亲工资并不低，每月95。03元，当时应该算高薪了。但要养活六七个人的一家子，他特别节约。我从没见过他为自己买过什么东西。平时吃菜，他总将菜留给我们吃，要他也吃点，他总说“吃了，吃了”，但不见他筷子举动。吃剩下的鱼骨，总是他的美味。他要从鱼骨中嚼出味道。有几次给鱼刺卡了喉咙，反给母亲讲，一副穷相。他从不回应。连深秋天冷，他都不肯穿棉毛裤，更不要说那件驼毛裤了，不冻得鼻涕水嗒嗒的，他是不会穿的。他习惯于每天记账，不知道是否职业病，每天家里的开销都会计入他那练习本里。有段时间我很好奇，很想看看里面记得是什么，但他把笔记本放在榉木大厨的抽屉里，那不是我们小孩可以随便开的橱柜。明明是母亲在管家，怎么轮得他来记账，但母亲和他在这问题上从来没有丝毫矛盾。

待到我开始工作了。他和母亲商量，给我买了辆自行车，142元啊！还在刚有进口手表售卖时，给我买了一块英纳格手表，220元。那时的钱大啊！那都是姐姐、妹妹不可能享受的待遇。父母的理由是，不要让我去羡慕人家，因为我的一些刚进厂的同事买了自行车和手表。

现在想来，真是父母的良苦用心。

我到了结婚时候，那时还是房管所配房和单位分房时期，国家没什么造房，哪有房子分出来？根本看不到分得到房的时间。家里只有一间房，父亲愿将房让出来，给我们先结婚。他们住哪？好在我们的房子有近5米高，横梁也结实，我就请厂里我的师傅董师傅帮忙，买了槽钢，搭了个4平方米左右，勉强能站直的阁楼，他们就暂时睡在上面。那时父亲已70岁了，晚上要爬扶梯上去睡觉，我心里很是内疚，直到单位给我增配了房子。

一年半后，我儿子出生了，父亲喜出望外，虽然已是71岁的人，但白天都是他管着。母亲负责烧饭，我们都去上班，他怕小孩随我们去厂里托儿所，路上颠簸，小孩不适，他不放心。我们是轻松点了，但他却很劳累，要用奶瓶喂奶，要逗他玩，哄他睡，还要把尿。天冷的时候，我儿子就睡在他身上。他怕小孩睡在床上冷，用他的体温来温暖小孩。他又不敢多动，怕惊醒小孩，自己脚也坐麻了，但他一直乐呵呵的。儿子上小学，离家一站路，父亲就承担起接送的任务，爷孙俩在一起时间多了，话也多了。接小孩路上，他怕小孩午饭在学校里吃得少，常常在路上给他买个油墩子一类的小点心，但就一份，自己不吃，和我小时候一样。儿子也和我父亲感情特别好，两个人会在一起聊天。父亲看见我儿子总是笑嘻嘻的，哪怕是小孩在外顽皮回家变成大花脸。不知是不是应验了隔代更亲的话。

三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朋友来往，平时沉默寡言，他的经历对我们一直是个谜。他从不主动和我们讲起他过去的事，除非我们有重大事情（如入团、入党）需要填表涉及他的情况，很多信息都是从其他途径得到的。

父亲在10岁就随爷爷到上海了。那时他的生母死了，后母已是生爷爷马哲明和孙子马思亮

了三弟，他离家时三弟还在地上爬—学走路。后来他辍学于初中，那时他已是很有文化的人了，在外面打工是记账和会计，有时还为亲戚朋友代写书信。他的字写得挺好，不比我年轻时写得差。不过他写字思考时，常常是捏着笔不停地抖动，像在写，实在思考。这常常给妈妈作为取笑的资料。后来爷爷将他的大弟（老二）、二妹也带到了上海。他们虽然四人在上海，但走动极少。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只记得二叔和二姑只是在过年时的午后来给父亲拜年，母亲总是给他们炸个春卷或烧碗放鸡蛋的甜食汤类招待他们。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去过他们家，至少没有领我一起去过。何况二姑住在西藏路上的敏村，离我们家走路仅十分钟光景。爷爷更没有印象了。据说爷爷在上海混得还不错，三个孩子能在上海生活，成家立业，自己还能将钱汇回老家，买房买地维持家里生计。由于买了地，后来才引来很大的麻烦。

那时父亲老家还有三叔、四叔和小姑，全靠奶奶操持。劳动力都在上海，三叔后来也去香港谋生，奶奶就将不太多的地租给村里的人，收点租来贴补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政府根据经济收入结构和财富，先给我们家定为中农。但后来有农民去告我们家，自己不种地，靠收租生活，应该改划为地主。据说还将我们家房屋的一大半分给几个农民住，其中就有告我们的那个农民。不料没过多少时间，也是巧，那个农民得急病死了，乡里的人们纷传是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住了不该住的房，报应啊。吓得那些住进去的人家将住房还给了我们。这些都是老家人到上海来时讲给我们听的，因此在我们的履历表里，父亲的成分一栏里一直是填“中农”。

四

父亲总有潮州“大男子”的味道，在家里从不做家务，不烧饭煮菜，不洗衣扫房，实际他也烧不来，连内衣内裤也是我母亲洗的。他不管母亲唠叨，“是家里老娘姨”，只管洗自己的手帕和袜子。但他从不嫌弃母亲的家务，哪怕饭菜不可口，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父亲在家里很安静，即使在家一天，也听不到他的动静，哪怕仅有一板之隔的邻居，也听不到父亲的响声。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很胆小，没有和人争吵的习惯，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亏就是便宜的信条。

不像我们对面60号里潮州人老邱家，父亲是一个厂里食堂的采购送货员，每天晚上“哐当哐当”踩着黄鱼车回家，手臂特别粗和硬，有空还看见他用手臂撞树。他儿子和人家打架时，他不管对方多少人，一下子把对方掀翻，把他儿子从底下拉出来，把对方都吓走了。而父亲人虽不矮，也有一米七多（那时算高个了），但人较瘦，一口潮州上海话，连女人两字都会念成“牛人”，若吵架起来没有唇齿锋利的感觉。我在外从不惹是生非，免得引起麻烦。在一次马路边观看国庆大游行时，父亲有几次差点被人挤倒，他都默默忍了，但当他看到我被人挤到时，他竟然怒斥前面的人为什么不站稳，还用右手挡在我前面，怒目相向，真有点护犊子的样子。后来我又听说父亲在很小时，有伙人到家抢劫，他竟敢怒斥他们为强盗，差点引发强盗要杀他，是奶奶说好话，小孩不懂，你们要拿就拿点吧，才打发了强盗。这事，我虽然得到父亲的证实，但看到他一生怕事怨事的样子，半信半疑。

后来我知道一事，似乎理解了父亲的性格，那就是一支枪的事。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固定工作，一次经朋友介绍，跟了一个人去找工作，在外面兜了一圈，走了好多家人家，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就返家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人身上带有一支枪。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就来找父亲，拿了照片问父亲，“这人认识吗？这人有把枪你看见过吗？那人的枪到哪去了？是不是在你那儿？那你曾看到他枪放哪？

他会把枪给了谁？”等等问题。我父亲哪会玩枪？我连打人、杀鸡都没看他做过，怎么会藏枪？那时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来了，都有部门会拿了照片来问他这把枪的问题，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每次来问他，他回到家就心事重重，吃不下饭，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母亲第一时间会看出父亲的心事，又是那件事？母亲嗔怪他胆子太小，事情讲清了就好，怎么老来纠缠？让它去了。母亲安慰他。当然母亲不是亲身经历，没有亲身体会。父亲更沉默，烟也抽得更多。但也奇怪，组织上并没对他采取过什么过激的做法，也没影响到我们的入团、入党。直到他退休，才没人来找他问这事，这事肯定影响了他一辈子的性格走向。父亲一生，单位、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不喜欢交朋友，不知是否和这件事有关。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