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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之曲奏响了（第1页）

朋友你可知道，每天，谁和来上海的外宾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和外宾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最多？有人对我说是宾馆的服务员，又有人对我说是外贸单位的洽谈业务员……其实都不是。这里有一支崛起的新军—一群专向外国企业驻沪机构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受雇于外商办事机构，和外商朝夕相处，或代表外企在国内经商，或在外宾寓所当厨师、保姆，或担任外宾的家庭教师，教他们学习中文，学习中国书画……他们在上海代表中国人民向外商奏起了友好的乐曲。他们来自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这些乐曲是在中国用它最强音符向世界强调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吹奏起来的。它使美国的花旗银行，丹麦的宝隆洋行，英国的怡和洋行，日本的三菱、三井商社等一批在20世纪初就曾在上海建立过洋行办事处的外企机构，现在又纷纷来到黄浦江畔，开动起新的运转机器，为历史掀开新的篇章。目前已有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外国企业、港澳企业在上海设立了常驻机构。这1000多名外商和港澳企业人士，在上海寻求贸易的对象，谋求金融交往的伙伴，寻觅经济信息的渠道。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就是为适应这种形势应运而生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形象会成为外商来沪对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印象，因而他们觉得自己所奏的曲子一定不能离开曲谱，更不能让它走调。

俞先生是个自学成才、年仅20多岁的青年，现受雇于某外企驻沪机构。他刚去商社时，外国所长曾嫌他开铁柜声音太急，太响；打电话嗓音太大，如果对方是位小姐，要昏过去了。俞先生原来在海港工作，空旷的野外作业养成了他讲话使用粗嗓门儿的习惯。现在他踏着紫绛红的厚实的地毯，是该适应新的环境了。不久，他说话节奏慢了，音量小了，办事更细心了，文字记录也做得更加清楚。所长对他开始有了好感，向他介绍业务，还要他管财务。一天，所长为缺600元钱而露出狐疑的神情，俞先生就拿出自己记录的开支单据给所长看。原来所长几天前要他付的几笔费用他自己都忘记了。所长心里很不安，拍着他肩胛，表示歉意，并夸他的工作做得好，特意请他上宾馆吃饭，但他婉言谢绝了。不久有人向所长推荐一名外籍雇员来工作，并称可给商社带来许多经济信息，所长却说：“俞先生工作不错，毫无理由辞退他。”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信任从这里开始，友谊在这里产生……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丹麦宝隆洋行上海办事处吧。这里有23名上海雇员和6名外商一起工作。现代化的办公用具，把这里与宝隆的丹麦总部和遍布五大洲的扬子公司联结成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这里的副经理由上海雇员担任。三年前，他从虹口区一家小厂应聘到宝隆办事处，一开始他只能跑腿，现在他已分管业务发展、出口、仪器、项目等四方面工作。不久前，有个丹麦客商首次来华开展贸易，这些上海雇员得知他过去只做中国香港和南朝鲜的贸易，对中国内地情况不了解，便及时牵线搭桥，介绍给服装进出口公司，结果很快成交50万美元的服装生意。这家办事处通过上海雇员的努力，一批批进口肉类加工设备、船用设备，武装了上海的工厂，大量的土特产、纺织品外销到世界各地。

外国公司的董事长、经理们的眼光，从疑虑到信任，直到佩服，伸出大拇指连连称：“OK！第一流的工作！”上海雇员就这样赢得声誉，为中国人的服务质量争得应有的地位。

不少外国人带家眷来上海，外国主妇中也有不善于料理家务的，他们需要有人帮助照顾孩子，而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却有为他们所需要的合格的保姆。陈宝妹原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当她第一次跨入日商岩井商社土屋先生的寓所时，他们一家对她毫无了解。陈宝妹却知道在土屋家里除了要帮他们做家务外，还要带才出生14个月的男孩。外商夫人只有26岁，常常为男孩这么大还不能站立而发愁。陈宝妹凭着自己带孩子的经验，知道他们住衡山宾馆高楼，孩子缺阳光，又少“土气”，就向土屋夫人主动提出，每天带孩子到宾馆对面的三角花园晒太阳。没过几周，男孩就能站立了，而且很快会走路了。土屋一家可高兴了。当土屋夫人生第二个孩子后仅一周，她就将女孩交给陈宝妹带。女孩两周岁回日本时，学会用中、日两种语言讲话。土屋先生第一次回日本时，陈宝妹在打扫时拾到一枚戒指，她连忙通过有关途径通知土屋先生，怕他着急。又有一次，她为土屋先生洗衣服，洗衣机里竟飘出12张50元面值的外汇券，她将钱捞起晾干，当晚交给土屋先生。土屋任期满了，他主动将陈宝妹介绍给日本伊藤忠商社的古屋先生，请陈宝妹继续当保姆。

日本妇女尾崎幸子随丈夫来沪，觉得上海生活单调，她向丈夫提出想回日本去。当她得知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为外宾开设多种教学活动时，她一下子参加了中文、书法、中国菜烹饪、保健按摩四门课的学习。女儿青子还报名学绘中国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能熟练地讲中国话了，能单独到自由市场去买东西。她还学习楷书，练中国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的柳体。用学来的按摩手法给丈夫预防感冒，现在她还能烧一桌上海特色的菜肴来招待客人。尾崎幸子把中国老师当知心人，常来找她们聊天，她再也不提回东京的事了。曾在上海待过一年的日本日立制作所的日本妇女中村雅子，今年随丈夫到新加坡工作了，她用中文写信给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高老师，讲她在上海学到了中文，在新加坡讲汉语多么受欢迎。她常常想起在上海的生活是那样有趣和令人神往，有时她大声唱歌：“上海，我喜欢上海，我希望再到上海。”

这些从事对外服务的人，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为努力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经商环境、生活环境提供了条件。这好比在对外开放事业中提供了背景音乐，这音乐就是友谊之曲。中外经济交流的桥梁在这里架起，友谊之曲又汇集在对外开放进行曲中成为一个小小的章节，继而成为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投资、经商，促进中外交往的迎宾曲。

刊于《散文世界》198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