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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啼不住 声声唤春回记著名秦腔演员任哲中（第1页）

著名秦腔演员任哲中，早已遐迩闻名了。在陕西以至西北其他省（区），无论是民间，还是机关、学校、军营，所有喜爱戏曲的观众，只要一提起秦腔，都对他交口称赞。他有一副好嗓子，人家叫他“金嗓子”。他演出了七八十本（折）戏，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舞台艺术形象，特别是他演出的《周仁回府》，更为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

任哲中是陕西永寿人，小名甲荣，1925年生。他从小就爱看戏，更爱唱乱弹。1939年1月的一天晚上，兴民剧社在永寿县城演出《五典坡》散场了，演员们都在忙着卸装。13岁的小甲荣连唱带跳地蹦进了后台，他走到扮演王宝钏演员的身后，唱了一句：“前容儿未曾瞧得见，后影好像奴夫还……”正待要继续往下唱的时候，那个演员扭过脸来看着他。甲荣一看是班主晁天民，一时有点儿慌了神，正要掉头逃出后台时，被叫住了。他尴尬得手足无措。晁天民边卸着大头装，边笑着说：“甲荣，我看你聪明伶俐，嗓子很不错，跟我学戏吧！”这句话正说到了甲荣的心上。

进了兴民社后，他就拜晁天民为师，专工小旦，并起了艺名叫兴华。1940年阴历新年，剧社放了假，他回到了家里。旧日农村的风俗，大年除夕要祭奠祖先。任家是大户族，各家大人和小孩都陆陆续续进了祠堂。小甲荣也像往年一样，高兴地跟着人群朝里走，刚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喊道：“戏娃子不能进祠堂！”并拦住了他。开始他愣住了，接着气哭了。他虽然哭着，还是赖着往里闯。心想，我也是任家的子孙，我过去每年都来这里，也没人说什么，现在为什么就不能进来？但是，他冲了几次都被拦了回来。于是他哭得越来越伤心。正在这时，他的一个本家爷爷走了过来，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嚷道：“唱戏的又没做贼，为啥不能进？让娃进去！”这么一说，他才得以进了任家祠堂。他人虽然进去了，但心情却难以平静，久久陷入沉思中，祠堂里祭祖的声音，他压根就没有听见。

一个人受了屈辱后最容易发奋图强，历史上不乏其例。任哲中也是这样，在受了这个刺激后，他的性格更坚强了，决心更大了。他决心在戏曲道路上闯出一条路子，让他们看看。他憋着一肚子的“火气”

回到了剧社，起早贪黑，勤学苦练。踢腿、拿顶、下腰、打靶子、练唱……样样干，经常是汗流浃背，满身泥土。酷暑寒冬，秋去春来，虽有千般辛苦，他全然不顾。不久，便能主演《香山还愿》《柜中缘》《杀狗》《武家坡》等戏，他扮演妙善公主、许翠莲、刁氏、王宝钏等角色。他聪明，嗓子好，记戏词快，上台从不怯场，有时当天排一折戏，晚上就能演出，没多长时间，便成了社里的小主角。因为他小时候上过几天学，左右手都会写毛笔字，班主晁天民非常器重他，就把写戏牌、管账、文书一类的事情也都让他干。

时隔不久，兴民社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易俗社演员刘毓中的师兄施学易，另一个是榛苓社演员何振中的师兄肖玉堂。这两个人的到来，使甲荣才得以真正进入艺术的大门。施学易是演生角的，肖玉堂也是演生角的。这两个人在艺术实践上都很严谨认真，对晚辈亦能着意栽培。他们和甲荣相处不久，便诚恳地对他说：“娃呀，唱旦角用的是奶腔，等你年龄一大，声变粗了，就不好听了，还是趁早改生角好。”一番衷恳之语，使甲荣心动了。于是他进行了认真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从以后发展的前途看，应该走生角的路子。经过和几个师兄弟商量，最后决定：学生角。他想，不仅要学，而且要抓紧学，把过去走弯路的时间抢回来。于是，他请施学易给他排《苏秦激友》《坐窑》；肖玉堂给他排《抱盒》；翟登云给他排《黄逼宫》《伐子都》。他从早排到晚，一身汗完了，又是一身汗，有时候衣服都能拧下汗水来。就这样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和练，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冬季“扎窝子”，他又向白秦福、周玉民学了十几个生角戏。这一时期，甲荣的生角行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他艺术上进展最快的阶段。

1940年清明前，剧社在陕西扶风绛帐镇演出，国民党的伤兵无理横行，和他们发生了冲突，戏箱被抢走，戏演不成了，艺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各自去谋生路，兴民社也就自动解散。这时翟登云便约甲荣到岐山县盖店移风社搭班，不久因演出景况不济，艺人相继流散，剧社也被迫解散。甲荣准备回家自谋生计，路过乾县时，遇见了熟人刘化民，刘化民介绍他参加了晓钟学社。晓钟学社是杨虎城的老部下刘文伯开办的。他是乾县人，社址也就在本县。刘化民与刘文伯是同乡，一经说合，也就应允了。

晓钟学社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戏曲科班。在业务训练上，请了许多名演员、老教练；在文化课学习上，请了一些名人学士，如担任乾县参议长的范紫东先生。他又是社里的副理事长，除了教文化，也写剧本。因此，剧社在练功、排戏、学习文化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制度。

甲荣进社的第一天，正在院子里练功，范紫东看他滚爬扑跌，十分卖力，便高兴地把他叫过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噢，任兴华。”“不行，不行。加入晓钟社就得重新起个名字。你看，社里40多名学生的名字都带一个‘钟’字。”他略略思索了一下，一拍巴掌说，“对，就叫任哲钟。哲人的哲，晨钟报晓的钟（以后演变成中华的中）。”从此，任兴华便改名为任哲钟。

晓钟学社的一切是那样的新鲜，有排练室，一个偌大的空场地，可以一字儿排开练功。特别有意思的是，40多名学生的名字都带着一个“钟”字或“晓”字，好像同胞兄弟一样。学社像个大学校，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上午是紧张地练功、喊嗓、排戏，惠济民给他们排过《蝴蝶杯》《比翼鸟》《鱼水缘》等。下午是文化课，那个戴银丝边眼镜的文人“之、乎、者、也、亦、焉、哉”地讲着古文、诗词、孔子、孟子、《西厢记》《八义图》……16岁的任哲中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醉如痴地听着、练着、学着、写着，丝毫没有满足的意思。

有一次，他从高桌子上朝下翻台蛮子，因为心切，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扭伤了腰，很长时间恢复不了，后来留下了病根，从此，武功不能练习了。任哲中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一看武功练不成了，心里急得直想哭。他坐立不宁，吃不香、睡不好，左寻思、右考虑，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下决心走文戏的路子，在唱功、表演上下功夫。于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得很早，晚上睡得很迟，为了练好嗓子，任哲中想尽了办法。有时在墙上挖个窟窿对着喊嗓子，有时朝着井口大声唱。酸甜苦辣，几乎样样尝遍。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欢快的时候，也有苦恼的时刻。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他的嗓音有了明显的长进，更加浑厚、洪亮，听起来如口含蜜柑，沁人心脾。

学社的几位老师对哲中的进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都琢磨着给他写戏、排戏，希望他“挑大梁”。哲中也不怕累，不怕苦，不怕腰疼腿酸，不怕伤筋扭骨，他没迟没早地排练，一遍不行，就三遍五遍，一次不行，就八次十次，直到自己满意、老师认可，方才罢手。

本来身体就瘦小的任哲中，这个时期更显得骨瘦如柴。但他的精力却特别旺盛，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走路也像跑一样。晚上夜很深了还不想入睡，早晨天不亮，一骨碌就爬起来了，全然不用别人督促，总像有一股强劲的力量在推动着他。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领导的安排，老师的尽心，他一口气排了几个大本戏，《软玉屏》他演丁守梅，《翰墨缘》他演温席珍，《和氏璧》他演张仪，《玉镜台》他演温峤，《紫金冠》他演吕布，《盗虎符》他演信陵君，还有时装戏《金手表》《人月圆》，等等。人不学不知艺，刀不磨不锋利，经过硬磨苦练，他的艺术水平突飞猛进。

时光如流水，一眨眼就是三年。任哲中这一班学生要举行毕业考试了。这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是一个大关，是一次严格考核。大多数学生都感到心情紧张，坐立不安。可是，这时任哲中却反倒显得格外平静和踏实。考试开始了，老师和学社的理事们坐了一大圈，特别是理事长刘文伯搬一把圈椅坐在中央主考，除了看练功、排戏，还出些片段，让学生即兴表演，如“真哭”“真笑”“假哭”“假笑”“狂笑”“微笑”“奸笑”……这些考题任哲中都能从容应对，做得非常符合要求。除此，范紫东还另外给他出了一个题，让他站在两块砖上，梢子左右各甩一百下。他也做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心不跳，头不昏，眼不花。考试揭晓，张榜公布，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这时剧团经常在咸阳、兴平、武功一带演出，所演出的节目深受群众欢迎，这些节目大多数都是任哲中主演。因此，任哲中也崭露头角，名声渐高，群众称赞说：“晓钟社有个任哲中，个子不高，人瘦瘦的，可是气饱得很，一口气能唱几十句乱弹，真谄活（陕西方言，厉害的意思）。”

1943年，也就是在任哲中18岁的时候，由王绍猷先生改编的《新忠义侠》（即《周仁回府》）在易俗社排练演出。名须生雒秉华扮演周仁，唱做俱佳，红极一时。这个消息引起了乾县晓钟学社的关注和重视，立即派导演张景民去观摩学习，准备进行排练。但是，在进行角色分配让谁扮演周仁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让任哲中演，有的则不同意，主张还是让别的须生演员演。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这个戏的分量太重，一般都是须生不戴髯口演，名家刘毓中、刘易平演时尚觉费力，而任哲中是演生角的，不一定能拿得下来。后来，还是范紫东发话：“很不合理嘛，明明是生角的戏，却让须生演，都是麻子红（李云亭）这个老家伙撺掇的，一时高兴，演了这个戏，把戏演红了，以后吓得生角门中无人问津，不敢举动。这次给哲中排，让他把戏夺回来，我看一定能排好。”

为了使剧本更精练、人物更集中，范紫东对剧本又反复进行了推敲，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他认为这个戏太冗繁，于是删去了“起解周仁”“戚继光与倭寇打仗”等场面，将演出六个多小时的戏，压缩到四个多小时。同时，他对戏词也做了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如把“我周仁此时候何必做官”，改为“何心做官”；把“我何不以牛将羊易，她二人面貌更相似”，改为“她二人面貌幸如一”；又如把“肝胆裂碎”，改为“肝胆磔碎”；等等。

在排练《新忠义侠》的同时，剧社还进行着一天两场的紧张演出。一天中午散戏后，任哲中一看水牌上没有他的角，他想何不去西安看一下《新忠义侠》？于是拦了一辆汽车，冒着大雨，赶到西安易俗社。可是坐票已经卖完了，好不容易弄了一张站票，他如获至宝，赶快钻进剧场。雒秉华的演技，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好的，任哲中简直看得入了迷。演到精彩处，他也手舞足蹈，摇头捶胸；演到痛哭时，他也陪着淌泪。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搭车赶回乾县。

在排练中，几个师兄弟出了不少力，导演张景民也出了不少主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终于把戏排出来了。头一场演出，便轰动了乾县。以后不挪窝连演数十场，每场园子都挤得满满实实的，简直是人山人海。从此以后，剧社下到乡里，回到城里，或者到外地去，总要演出《新忠义侠》。这个戏成了任哲中的看家戏，也成了剧社的保留节目。

抗战胜利后，剧社到了西安，任哲中亲自登门拜访了刘毓中先生，恳求刘老给他说周仁的戏。在刘老的口传心授下，他对剧情、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唱腔上也有了新的发挥和创造。这个戏，一直演到新中国成立后，袁多寿同志又运用新的观点，去芜存菁，推陈出新，改编提高，改戏名为《周仁回府》，排练演出后，连演数月，场场客满，座无虚席。任哲中用了几十年心血塑造出的这个形象，为广大观众所爱戴，所以“活周仁”这顶桂冠，便牢牢地戴在了任哲中的头上。

新中国成立后，任哲中同志参加了革命的文艺队伍，参加了西北文联组织的学习会，他感到一切都非常新鲜，让他特别受触动的是党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学习，他认识到唱戏也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到作为一名新文艺工作者责任重大。自己应该把所学得的一切都发挥出来，毫无保留地献给新中国。他深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厂矿企业慰问，到农村宣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政策、总路线……他不图名、不图利，对于荣誉、地位，他都一概置于脑后，不愿希求。在此之前，他的工资相当高，一般每个月都有几十袋面，甚至一场戏就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可是现在，他却宁肯辞去了好几个剧团邀聘他去当团长、副团长、剧务主任的职务，也要当一个普通的演员，为群众多演几场戏就已心满意足。他曾经笑着说：“我这个人长了一身贱骨头，就是爱唱戏，一天不上台，就感到身上怪痒痒的，心里直发慌。”西府某个县剧团以每个月上千元工资，要他去当团长，他都没答应，毅然参加了西北戏曲研究院秦腔一团。这时他只有二十六七岁，正是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时期。他一本戏接着一本戏地排，几乎每天都演出，有时一天还要演两三场。他从不感到劳累，反而觉得心情舒畅。他参加排演过《屈原》《法门寺》《梁山伯与祝英台》《春秋配》《十五贯》《擦亮眼睛》《血泪仇》《两颗铃》《燕子河》《骆驼岭》《江姐》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数十本戏中，许多戏一演都是几十场。像《周仁回府》《两颗铃》等演出都在百场以上，“文革”后，《血泪仇》再次排练演出，亦超过百场。

任哲中经过长期艰辛的实践、刻苦的锻炼、广泛的学习，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别在唱腔上有着显著的建树。他是西府人，小时唱过旦角。所以，他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既使用中路秦腔传统的唱法，又吸收了西路唱腔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特点，更糅合了旦角婉转卓越的行腔，使人感到苍劲奔放。尤其是有些唱腔，在几个节拍的拖腔后半部向上一甩的唱法，更是耐人寻味。

十年“文革”中，他被关进牛棚，后来又被贬到永寿县山沟的农场喂牛。政治上的摧残，加上体弱多病，使他接连动了几次大手术，几乎一命呜呼。虽然身体雪上加霜，备受折磨，但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他热爱戏曲艺术，仍然一往情深。他躺在饲养室的窑洞里面，一夜一夜睡不着觉，他想到自己还在壮年，还能唱几年戏，不能这样白白离开人间，离开还需要他的广大秦腔观众。他又想，要为群众唱戏，就一定要把嗓子保护好，有了好的嗓音，就有了本钱。可是好长时间没有唱戏了，他不知道嗓子是否还好着，便偷偷地喊了喊，结果还不错，于是每天坚持练嗓。他怕别人听见，便每天早晨背上背篓下到河沟里割草，找个僻静的地方练完嗓又练功，有时在窑洞里对着水缸喊。就这样，朝朝暮暮，从不间断。

任哲中像啼血的杜鹃，终于唤回了春天，百花盛开、百鸟争鸣的艳阳天又来到人间。任哲中又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了。近几年他又参加排演了《十五贯》《卧虎令》《司马迁》《祝福》等戏，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