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不乏连秀才功名也没有,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自愿投身抗清斗争的。
不少人如张天望兄弟一样,是毁家为国。
但就是这些根本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的小人物,气节却不弱于任何一位民族英雄。
想要建立根据地,就得巩固地方。
巩固地方的关键就在于官员的委任。
这一百位官员就是王五建设新根据地的执行者。
没办法,谁让他军中几乎挑不出几个识字的呢。
现在荆州和汉阳、荆门三地的明军政权,其实大多是保留的清朝治理体系,就是与当地的地方保护者们临时合作。
明军这边以不屠城、不扰民、不破坏为条件,地方保护主义者们则以交粮纳税,维持地方治安为条件。
不过这个合作是基于明军的武力威慑,十分的不牢靠。
湖北再来个一片石之战的话,这个体系瞬间就会崩塌。
因此,王五肯定要落实对地方的实际治理,从而将控制区内的人力、物力发挥到最大。
如此这一百个在山中坚持到现在的官员在王五眼中自然成了香饽饽。
南府政权建设虽然放手让汪士荣主持,但不管形式如何,本制还是六房体制。
地方上是六房,朝廷就是六部。
哪怕是几百年后的政权构架,也是以这个为基础框架,区别在于细分出若干衙门而矣。
根据分府协定,南府控制的三府由王五这个中军都督统筹安排。
三地总人口不到百万,明军现实际控制人口五十二万余。
耕地总数是非常可观的,不过荒地数量也多,这自然是因为战乱导致人口大幅下降。
哪怕是清廷给大量无地农民分地,现三地荒地数量仍可供百万人开垦。
因此,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需要。
只需大量招揽流民就可以。
以一隅之地想要成为新三国之一,现成治理模版肯定是孙可望在云南的“营庄”模式最适合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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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营庄,就是将管辖区内的土地一律设为规模不等的营庄,再由大西军派出庄头管理。
营庄内的土地统一种植,统一收获,便连种子、农具也统一分发使用。
与后世的集体农庄一个意思。
八旗的旗庄也是如此。
营庄产出,大西军得四分,百姓得五分,田主得一分。
看着百姓只得到收成的一半似乎很少,实际相较交给田主的租子和官府的赋税,百姓实际所得却是更多。
而且在集体生产这一模式下,种植效率远比百姓小户种植要高,收入更高,分配也更多。
虽然田主的收入下降了,但靠着这一分收入也能维持,不至于起来造大西军的反。
靠着这一体系,孙可望才得以云南一地支撑起庞大规模的西营集团,掀起南明最有可能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高潮。
土地面积上,云南作为省肯定比王五控制的三个市要大的多,但耕地面积云南跟湖北又差得远。
荆州、汉阳、荆门三地的耕地数量恐怕就赶上云南的一半。
因此,孙可望能靠营庄制成为一方霸主,王五这边肯定也能。
但王五知道集体农庄的一个弊端,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营庄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会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