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座的老师,大部分都认为倪效国太轴,或者说小题大做了。
但也都碍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面,大家都受着这位的爱摆老资格。
可这个老资格在戴定这里不起作用,他直截了当说道:
“我当然知道伟人之于新中国的重要性,但这和我的作文政治立场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给倪效国继续发言的机会,戴定立刻接着说道:
“接下来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我的文章根本不存在政治立场问题。
首先,仅从文学的角度讲,伟人的诗作虽气势恢宏,不失豪放,但他在格律韵脚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这虽然是小问题,但从文学追求的角度讲,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一点我在文章的第二段中就有指出,如果倪老师认为有必要,我可以举例说明。
其次,从逻辑的角度出发,伟人的诗作确实有很多佳品。
但伟人并非专攻诗词,仅就诗词方面的成就而言,伟人并不能说是最顶尖的。
根据倪老师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说有比伟人写得更好的诗词了呢?”
听到这里倪效国立刻插嘴道:“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的问题在于批评伟人的诗词。”
戴定立刻回复道:“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是不是都看过我的那篇作文,通篇我所表达的始终是伟人诗词佳作不少,但确实存在小瑕疵。
所以不能算最顶级的诗作,请问这算批评吗?
我只是在评价,反倒是我觉得像倪老师这样,因为喜欢伟人而觉得伟人什么都好,什么都正确。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该有的观点吗?
这样难道不是一种狭隘吗?”
戴定的这句话说得挺重,倪效国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厉声说道:
“你不要胡搅蛮缠,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伟人?”
“这位倪老师,请注意不要偷换概念,我并没有评论伟人,我是在评论伟人的诗词。
另外我想说的是,伟人自有其伟大的地方,但伟人不是完人,他也会有不足甚至缺点。
此外,没有任何法律或者道德约束说伟人是不能被讨论的。
就拿伟人暮年时的几项决定来说,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师总不会认为都是正确的吧。”
此时台下的老师都已经被戴定吸引,他们不再“高高挂起”,而是开始低头细语,交流各自的看法。
戴定也并没有在第二点上和倪效国过多的“纠缠”,他很快就说出了他要表达的第三点:
“第三个方面,我想通过一些伟人的自述,来说明他对诗词的理解和看法。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
伟人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伟人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伟人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伟人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伟人的理由是:‘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从这些伟人自己的恢复中,我们不难看出,伟人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或者对古诗词做统一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