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阳大战后,王莽在长安南郊举行了悲壮的祭天仪式,然而,绿林军旋即对长安展开了猛烈进攻。王莽在一千多名随从的陪同下,仓皇逃至长安的渐台。曾在昆阳与绿林军激战的王邑,并未伴随王莽一同逃亡,而是选择率军在城墙上顽抗,抵挡绿林军一波波的冲击。然而,王莽军终究抵挡不住猛烈攻势,几乎全军覆没,目睹此情此景,王邑只好带领残部撤退至渐台与王莽汇合。王莽一行人在渐台内惶惶不安,却无法找到化解危机的办法,部分人甚至产生了各自逃生的念头。王邑之子与侍中王睦私下密谋逃离,被王邑发现后,他厉声呵斥,并强迫儿子穿上官服,陪伴在王莽身边,寸步不离。
绿林军最终攻占长安,得知王莽和一批王公大臣藏匿于渐台,立即向其发起猛攻。最终,包括王莽在内的上千余人悉数被杀,新朝至此宣告灭亡。
然而,新朝覆灭后,河北各郡县并未迅速归附于更始帝刘玄。当时,全国多地仍有独立政权存在,山东的赤眉军势力日渐壮大,河北境内更有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诸多割据势力,刘玄的统治地位远未巩固。为招抚河北,刘玄亟需派遣一名合适人选前往。经过深思熟虑,他将目光锁定在刘秀身上。尽管刘秀的兄长刘演曾图谋叛乱,但刘秀并未与其同谋,且在刘演死后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复仇情绪。刘秀的才干和实力众所周知,唯有他能胜任招抚河北的任务。然而,大司马朱鲔和李轶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刘秀的能力超出绿林军其他将领,一旦再立新功,恐有如刘演一般造反之虞。刘玄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心生犹豫,但除了刘秀,确实无人更适合此重任。刘秀洞察刘玄的心思,通过巴结左丞相曹竟,在刘玄面前极力表现忠诚,并誓言永保对更始帝的忠贞。刘玄被刘秀的诚挚打动,于公元23年十月封刘秀为破虏将军兼大司马,派他前往河北招抚地方势力。
然而,刘玄给予刘秀的待遇却极为苛刻,不仅没有配给军队和粮草,仅让他乘坐一辆简单的马车前往河北。刘玄很快就意识到,让刘秀前往河北是个巨大的失误,犹如放虎归山,为自己带来了潜在的巨大风险。
刘秀抵达河北后,巧遇旧友邓禹。邓禹劝说刘秀自立门户,并预测更始政权不会长久。事实上,刘秀心中早已萌生自立之意,邓禹的建议更坚定了他的信念。然而,面对河北强大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刘玄未赋予他任何军事资源的情况下,刘秀几乎无法与这些势力谈判,更遑论镇压。他曾一度陷入绝望,甚至想过逃回长安。幸运的是,刘秀得到了上谷郡和渔阳郡的支持,成功攻占邯郸,并募集兵力、收纳降兵,逐渐在河北建立起稳固的根基。
刘玄对此一无所知,依旧沉湎于宫廷享乐,重用自己的亲信,滥封自家人,杀害绿林军多位首领以及那些直言劝谏或反对自己的大臣。百姓与朝臣私下皆将他比作秦二世。许多有识之士不愿为刘玄效力,有的隐居山林,有的投奔赤眉军,还有不少投入刘秀麾下。
公元24年,赤眉军在弘农拥立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为帝,率军北上进攻长安,更始帝刘玄猝不及防,匆忙下令抵御。与此同时,刘秀在河北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刘玄腹背受敌,走投无路,最终于公元25年九月向赤眉军投降,不久后被赤眉军将领下令处死。
赤眉军虽然占领长安,但因烧杀抢掠的暴行,失去了民心,地主豪强也不愿与其合作。在无奈之下,赤眉军决定重回山东,刘秀瞅准时机,在半路上设下伏兵,经过几番交战,赤眉军全军覆没,历时十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终告结束。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举行登基大典,重建汉朝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即为汉光武帝。
东汉建立后,刘秀集结重兵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至公元36年实现了全国统一。汉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对待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则采取恩威并施的外交策略。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边疆安定不再饱受战火摧残。后世的皇帝遵循汉光武帝的治国理念,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东汉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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