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源自朝廷给予他的时间紧迫压力,更为根本的是,胡轲深知自己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场所,可能会迷失心智,甚至走向邪路。
若真在如此环境下被塑造成了邪异的存在,他自己都不可能跨越这个自我认同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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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方式有许多,唯独让自己成为「**」之类的人绝不可行。
徐允恭行事迅速,当他得知关于胡轲的情报后,马上集结了人力,对那段时期所有的进出监禁场所的记录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得益于军事监察部队在组建初期便建立了繁琐而严谨的制度,现在他可以有条不紊地梳理这些过往文件,搜寻关键信息和证据,即便过程依然复杂且困难重重,但他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指向。
与此同时,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毛骧领导下的诏狱成员多少有些懈怠散漫的态度,但这仅仅是体现在对待工作的态度而非实质性内容。
这伙从暗处行动的人物很少在工作上真正胡来。
既然都是干这等私下探查人事的工作,又有哪个人能担保在自己审视他人时,背后不曾有一股力量正默默地注视着他。
特别是在锦衣卫里浸淫已久者,则这份忧虑更为深刻。
平日在处理案务之时或许能稍事懈怠、糊弄一二,但对于那些记载在卷、供人检验的事物,则显得不太适于过度敷衍。
因此,“封绩”这个名字,当出现在下属呈交来的报告中时,徐允恭顿时双目圆睁,难以掩饰震撼。
这个“封绩”的名字不仅出现在由吏部公文汇编而成的文档中,同时也是在整理收集对胡轲言谈的摘要里,反复出现了数次。
以封绩所担任的官职而言,按理来说不该引起出身显赫世家如徐允恭的关注。
不过考虑到封绩与胡惟庸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加上胡轲曾提及过封绩这一人物,使得过去在查办案件时,徐允恭特别留心过有关封绩的情况。
没有查问便罢,稍作调查后,他就察觉到了这并非一名普通的角色。
此人原来是元朝时期豫州的地方官僚。
更有趣的是,在明军北伐期间,他还率领其所属县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抵抗。
然如此螳臂当车般的行为最终未能改变面对强大明军的局面,结果落败被打败。
战事结束后,作为叛乱典型的封绩,显然享受不到任何优待。
朝廷一纸赦令,将他贬谪至荒漠之边缘。
然而很明显,虽然封绩在心底忠于元朝,高呼与元朝共命运共毁灭的言辞震耳欲聋。
实际上,他对权力的贪婪才是最为真实的追求。
草原之吸引力,根本不是驱使他忍受沙砾的残酷条件的原因。
封绩在一番艰辛运作下,终于成功在朝廷内部建立了人脉网。
此时尚未登上帝位的胡惟庸正值其政坛崛起之时。
胡惟庸心存大计,尽管梦想庞大,但在创业期缺少支持确实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鉴于封绩并非能带来明确利益的合作伙伴,起初回眸并不甚情愿,然而终究还是接受了这位角色——一则的确急切需要助手的力量;面对每一个有助于扩大影响力的机缘自然不容错过,再加之把人从蒙古调回来的规模不算大,依靠老将李善长,大任或许难以承担,但这类人物级别的调动对他来说还算轻而易举。
从此刻起,封绩的命运正式和胡惟庸交织在了一起。
而徐允恭知晓的一条许多大臣并不了解的消息是:自胡惟庸晋升为丞相以来,每一个从中书省出发、前往蒙古商谈的代表团内必定会有封绩的身影。
当徐允恭调查确认传信进诏狱给予李佑的信息之人果然是封绩后,整件事便彻底变得不同凡响。
一开始从胡柯口听到认为单纯的畏罪自尽,如今却揭露另有指使者。
虽属重要内容,但在缉查科所接触到的众多案例之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无法引起太大震撼。
卷入涉及胡惟庸滔天案件中的一员重要助手,李佑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在外人看来是情理之中。
尤其是考虑到李佑是连接胡惟庸与其恩师交流的关键。
这个人手握着证实胡惟庸罪责的重要证物,同时亦有可能反噬李善长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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