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书吧

第28章 居官不败4（第3页）

着眼处，还应比这更远一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

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

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

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

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让我们都有，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

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

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

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

处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

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难怪他死后，左宗棠评价他“谋

国之忠”了。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

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

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

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

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

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

“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

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

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

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

中，就形成

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

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

“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

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

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

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

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

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

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

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

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