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
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2)随李鸿章到上海,被
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
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
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
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
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
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
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
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
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
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
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
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
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
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
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
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
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
“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
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
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
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
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
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
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
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
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
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
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
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
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
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
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